2011年5月8日 星期日

草莓音樂節




◎在準備排隊進場時,腦子裡就在想:「老天,對音樂節這檔子事,我好像太老了。」







◎認識我的人大概都知道,我對數大就是美相當不以為然甚至嗤之以鼻,但不得不承認地方大也有其好處,通州運河公園實在是個很適合辦音樂節的地方:路線簡單,空間寬闊,重點是還有一大片舒服的草地。參加音樂節時我喜歡躺在離舞台有點距離的草地上,很舒服,有點抽離,不會太擁擠。




◎北方的五月很適合音樂節,當天冷了一點,另外就是風太大了,歌手唱歌時麥克風裡都有呼嘯的風聲。風聲把樂音送到場地的每個角落,我躺在草地上,有幾次幾乎睡著,不時讀一點小說。感覺賈平凹的作品有點無聊,或許因為跟音樂不搭吧,帶錯書了










◎對我來說音樂節就是亂逛、亂入。音樂節上所有龐克樂隊都是最棒的樂隊,哪怕他們的音樂再彆腳,都能讓台下跳得開心叫得大聲。




◎我從來不想也不期待在音樂節上認識任何一支搖滾樂隊。因為音樂節就是我的一夜情,隨台上不知名的樂隊嘶吼、跳動、打拍子,表演結束就各自相忘,往各自的路程邁進,求的都只是那當下的相互擁有。




◎這次亂入了所有的舞台,相當隨性。甚至跑去了以往不常去的電音舞台,在裡面跟著亂跳了一陣,發現台下全是老外,人手一根菸,煙霧繚繞,滿足了不定期想要吸些二手菸的我。







◎雞雞客(Zizek)說;「先是悲劇,後來變成鬧劇」;大部分的音樂節則是「先是派對,後來變成垃圾堆」。







◎我真是喜歡在音樂節的出沒的人們呀,即便在中國。所有的聽眾感覺起來都格外可愛可親,人們也有禮貌守規矩多了,我只有被一隻converse all star丟到頭,還差點撞到一顆放失敗而燃燒的天燈而已。




◎我仍是我:不酷且喜歡搖滾樂的傢伙。剛開始的時候覺得自己太老了,不適合再參加音樂節,但當我走在草地上,從一個舞台趕到另一個舞台時,我突然希望十年以後,我還可以這樣,在草地上聽著隨風飄散的音樂聲。

2011年2月16日 星期三

除夕


今年除夕年夜飯開始的特別早。

靠近中午的時候就到了阿媽家。躺在床上的阿媽插著鼻管,正由看護餵食。「孫子來了,要開心喔,不要一直皺著眉頭!」我扶著病床的把手,喚了聲「阿媽」,她舉起手,對我比了個大拇指,「對啦對啦,妳孫子好棒,回來看妳囉,大家都回來了。」看護說,一邊將牛奶倒入阿媽的鼻管裡。

「妳阿媽最近胖了點,你看,肉都長出來了,鬆垮垮的。」媽說。一邊撫著阿媽的臉龐。臉上的肉確實比我上次看到阿媽時來的豐厚,躺在病床上的她包裹在淺藍色的毛織睡衣裡,讓她像個孩子。她殷切的看著我,想說些什麼,卻只發岀呼嚕呼嚕的痰聲,媽和看護將喉嚨上的氣孔管線移開,擦去她的痰。

阿媽去年年底病倒了。她年紀太大,無力將痰咳岀,導致肺部發炎與相關的併發症,加上阿媽實在太瘦弱,曾一度發岀病危通知,後來決定冒險動手術,手術開始前,爸在病房外大哭,抓著醫生請他盡力救阿媽。手術成功,在醫院療養一陣子後,阿媽回家,救護車將她送回六樓的公寓,原本的臥室改裝成她的病房,小小的房間塞進了病床、氧氣機、看護的床、瓶瓶罐罐的藥物、成人紙尿布、流質食品、以及許許多多不知名的器材與工具。

阿公進來,我搬了把椅子給他坐。聽力退化的他只剩下右耳能聽清,對話必須很大聲。「你去過紫禁城沒?」「去過。」「有看到皇帝的宮殿嗎?」「有。」「皇帝的龍椅有沒有比較大?」「還好啦,不過應該沒有我們現代的沙發舒服。」「以前我有個當老師的朋友,去紫禁城玩,他說他趁警衛不注意的時候,有偷偷去坐了一下龍椅喔。」他呵呵地笑了。

阿媽生病後,堂哥帶阿公去醫院探望,發現他認不得每天去醫院的路,到了醫院也僅在椅子上呆坐,看著往來的醫生與護士;姑姑也說有幾次弄好了飯給他,要離開前阿公還會把她攔住,問她不是要弄飯給他吃嗎?他們擔心阿公出現失智的狀況,開始不讓他自己岀門溜達。堂哥說已經掛了號,下周要帶阿公去看神經內科,檢查看看是否有相關的病徵,提早治療可以防止狀況惡化。

病房內的電視機上放著一張時程表,密密麻麻記載著每天阿媽要做的「功課」:12:00吃飯(牛奶一罐)、1:30補水100公克、2:30擦澡、3:00拍背……。幾乎每半個小時就有活動。這期間原本的看護回去過年,代班的看護還不太熟悉作業流程,和媽兩個人有些手忙腳亂,我在一旁想幫忙卻不知如何插手,只好坐在一旁陪阿公用吼的繼續聊天。阿媽看著我們,又想說些什麼,但還是只發岀呼嚕呼嚕的痰聲。「其實你阿媽可以講話了,但她不敢,」媽說,一邊按著阿媽的管孔:「可以說話喔,來,試試看。」

只有呼嚕呼嚕的聲音,沒有話語。

哥和大嫂也到了,狹小的房間有些擁擠,卻也熱鬧了起來。我們圍著病床聊著天,阿媽躺著,時而聽我們講話,時而閉上眼休息。爸在外面的陽台,不敢進來,一方面是感冒了,另一方面則是阿媽總趕著要他回去休息。「阿媽住院的時候,你爸每天晚上都睡在病房外的椅子上,怎麼勸都勸不聽,叫他回來休息也不要,」媽說,「這樣連續睡了一個多月,每天一早就到醫院報到,晚上不回家,也不吃飯不休息,原本的肚子都消下去了,都六十歲的人了,這樣怎麼撐的下去。阿媽一直叫他回去休息,到後來只要看到他就生氣,用力揮著手要他回去,到後來你爸都不敢出現在病房,只在外面偷看,問探望的人阿媽的狀況。」

「你爸很孝順沒錯啦,就是兇巴巴的,像個土霸主。」阿公大聲的說,阿媽被驚醒,看了看阿公,皺著眉頭,阿公沒有理會。「你去過紫禁城沒?」「去過啦。」「有看到皇帝的宮殿嗎?」「有。」「皇帝的龍椅有沒有比較大?」「沒有啦,還蠻小的。」「以前我有個當老師的朋友,他說趁警衛不注意的時候坐過龍椅喔。」

看護將阿媽翻側身,媽幫阿媽拍背,波波波,帶著節奏感安穩的拍著。「阿媽都會計算喔,每次一定要拍200下,少了她還會請我們補上,」媽笑說。拍完背,看護將阿媽的手勾在自己的脖子上,扶她起來,「來,躺太久了,我們坐一下喔。」阿媽吃力的站起,哥和我在後面扶著她,她一步一步顫抖著,緩緩走向輪椅。這不到三公尺的路,人人秉氣凝神,直到坐下來了,那樣緊繃的氣氛才緩解下來。看護將小棉被批在阿媽的肩膀上,並將她的腳固定在踏板上,哥說躺太久也不好,且這樣坐著可以增加她腿部的力量。阿媽的雙腿顫抖著。

「看電視好不好?」我問,阿媽搖頭。「她不願意看電視,也不願意聽音樂,說電視閃光太強,音樂讓她心煩。」哥說。這解釋了為何屋裡昏暗,頭頂與床頭櫃的燈上都包了一層廣告紙,為的都是減弱光線。「其實阿媽有力氣,手很有力量了,也可以走路,說話也沒問題,但她不願意,」看護照顧阿媽上廁所時,我們到房間外面聊阿媽的狀況,「你阿媽不敢嘗試,她太小心了;你看她以前照顧你哥,不敢讓他摔,所以你哥到一歲多都還不會走路。後來我只好趕快把他接回來自己帶。」大嫂抿著嘴,哥瞪了媽一眼。「我也勸過她了,每次都叫她要好好練習,老人的器官在退化,如果再不用以後就會沒辦法用。她晚上也不肯睡覺,她說會怕,老人家就會胡思亂想,結果晚上大家都沒得睡,早上阿媽就昏昏沉沉的,沒睡好也沒力氣,更懶得走路或說話,惡性循環。」

我們沉默。坐在客廳另一端的阿公伸手拿了顆牛軋糖,放進嘴裡嚼了起來。

晚上大家輪流到五樓堂哥家吃年夜飯。堂哥家就是以前他們的老房子,重新裝修後變得很寬闊舒服,「地板是假的,只是很像木頭地板的紙而已,便宜而且反正別人也看不出來。」堂哥笑著說。以前家裡的人偶爾會在背後嫌堂哥不好好讀書,愛玩愛交女朋友,但自從他結婚生子以後,變的非常成熟穩重,每天上樓照顧阿媽,女兒也教的又懂事又聽話。以前那個總愛跟我們炫燿新玩具穿著吊帶褲的男孩,已經是個好爸爸好丈夫了。

我將在海洋公園買的海豚玩偶送給小姪女琪琪。她怯生生的收下了,看似不敢也不知道該怎麼喊我,在堂嫂催促下才跟我說了謝謝。我有點失落,去年過年她還勾著我的手不放,拉著我陪她看煙火、看花,隔一年就陌生了。我們坐著看了一會兒電視,琪琪拿著她的畫板過來,給我看堂嫂幫她寫的名字,然後要著我跟她一起畫畫,我像被臨幸的妃子般感動莫名。

堂哥和保母都用大人的方式跟琪琪溝通,所以她講起話來就是個小大人,口齒清晰,邏輯清楚,沒有童音也不用疊字,「都沒有小女生的可愛樣子了。」堂嫂一旁哀怨的說。琪琪拉著我到她的玩具間玩,先拿了辦家家酒的玩具又炒又煮的,當然,玩的口吻也還是個小大人:「我先弄那個給你,你等一下」、「來,你拿著這個」「因為…所以…」。然後拿岀積木要我拼,那款積木還真是有趣,據說是日本進口的,不同的幾何圖形配缺口,可以組合岀各種形式,也可以將之立體化。我玩得入迷,直到堂嫂跑進來罵琪琪怎麼一直纏著叔叔,但實際上是我玩到忘了時間,琪琪看著我,我給了她一個帶著歉意的眼神:琪琪,妳要知道,大人的世界充斥著誤會和不得已呀。

年夜飯少了阿媽,再加上大家輪班照顧輪流吃,桌上人少少的,來來去去夾幾筷子就離開,少了摩肩擦踵的擁擠,也彷彿少了些味道,大家都吃的比較草率。晚飯過後爸把大家都找上去,說阿媽要給大家紅包,大大小小人人有分,每個人到阿媽的床前,從她手上接過寫著「恭喜新春,平安健康」八字的紅包袋。「都是你爸準備的。」媽說,仔細一看,確實是爸的字跡。我找機會將先前準備好的紅包塞給阿公,他訕訕收下了。「你去過紫禁城沒?」「有,跟中影文化城一樣。」「皇帝的龍椅有沒有比較大?」「還蠻大的啦。」

回到樓下堂哥家裡,大家分裝著吃不完的年菜。由於代班的看護不熟悉照顧阿媽的作業,所以今晚媽也留下來照顧,我也決定跟媽一起在阿媽家過夜。將東西收好後我準備上樓,琪琪跟了過來。「你要去哪裡?」「去看阿祖。」琪琪套上她的小鞋子和外套,硬要跟著我上去。我帶著她爬上樓,在轉角處她停下來:「你剪頭髮囉?」「對呀,光溜溜的,要不要摸一下?」她伸手摸了摸,「刺刺的。」然後繼續往上爬。

進到阿媽的房間裡,琪琪盯著阿媽看,阿媽抬起了手,向琪琪揮了揮。過了一會兒琪琪開電視,看起了海棉寶寶;看護替阿媽補充100 CC的水分,水從鼻管流進阿媽乾枯的身體。房間的兩端,一邊正與衰老病痛搏鬥,一邊正急著長大去探索世界,那當下我無法理解生命歷程的安排,也突然恐懼起老去、死亡,甚至隱隱約約忌妒琪琪的年輕,以及對生命的憧憬與無知。

堂哥來將琪琪帶回樓下,樓上只剩下阿公、阿媽、看護、媽與我。阿公換上睡衣,念了幾句,便去睡了。我將客廳的躺椅放平讓媽睡,然後把兩張椅子拼在一起,準備就這樣打個盹。我和媽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天,房間裡傳來阿媽呼嚕呼嚕的痰聲,與氧氣機運作的嗡嗡聲響,配合上阿公的打呼聲,形成了一種異樣的祥和氛圍。神桌上的電燭光是唯一的光源,我本想就著那光讀小說,讀了幾頁便放棄。

不知怎麼睡著的,看護的腳步聲讓我醒來,「阿媽說請你們過去一下。」我看時鐘,大概才十一點多。阿媽焦慮的揮著手,我們在一旁猜著她的意思,原來她是要我們開電扇。今天那麼冷,怎麼要開電扇?我們問。阿媽朝著看護比了比,不安又急迫。原來阿媽是怕看護睡在電暖器旁,太熱了。我們花了好長時間跟阿媽說根本不會熱,請她快睡覺。隔一陣子,她又把我們叫進去,嫌衣服太重不舒服;不一會兒開始咳嗽,說喘不過氣來;中間還上了兩次廁所。這樣來來回回,弄到將近兩點。「你阿媽晚上不敢睡覺,搞到看護也沒辦法睡,之前那個看護說已經快要做不下去了,」媽說,老人晚上胡思亂想,家上身體確實也不舒服,怎麼都睡不好,「其實應該要狠下心來不管她,但……」媽的話聲停了,看著眉頭深鎖的阿媽。

我彎下腰,湊進阿媽:「妳要好好睡喔,知道嗎?好好睡,明天早上才有力氣,才會趕快好;妳不睡,大家也都沒辦法好好睡喔,妳最擔心我們都沒辦法好好休息,對不對?眼睛閉起來,對,就這樣,好好睡喔。」阿媽閉上了眼。

我和媽回到客廳,但兩人接下來也都沒睡好,椅子讓我的屁股極端疼痛,接著的三小時兩側大概翻來翻去了不下五十次。五點多,我們放棄了睡覺的意圖,進去房間看阿媽。阿媽眼睛睜著,還是沒好好睡。看護折騰一夜,早已體力不知,攤在看護床上呼呼大睡,我和媽在裡面走來走去也吵不醒她。辛苦她了,媽說。

六點多,阿公起床,換好衣服後,到阿媽房間裡坐著,室內醒著的四人相對無言,只有阿媽時而急促的呼吸聲與痰聲。天色從濃墨一般,逐漸轉淡、成灰,終於亮起。

爸帶著早餐來,買了份自由時報給阿公。我們祖孫倆映著晨光讀起兔年的第一份報紙。「你去過紫禁城嗎?」「有有。」「好玩嗎?」「挺無聊的,不過人很多。」「你有沒有看到皇帝的龍椅?」「有,超大的喔。」「是哄。以前我有個朋友是老師,他趁警衛不注意偷偷去坐過龍椅喔。」「真的喔。」

我拿起電蚊拍,啪搭啪搭電死了幾隻停在牆上的蚊子,環顧房間其他角落,試圖找出躲藏的蚊子。發現了客廳桌上放著幾張堂妹寫給阿媽的卡片,「給最勇敢的阿媽:要加油喔,往健康之路大步邁進!」「Dear阿媽:今天聽到學弟講了個笑話『為甚麼有南勢角?』『因為有北投。』」每張卡片都附上堂妹用拍立得拍的照片。

我還發現書櫃裡一禎老照片。「阿公,這什麼時候照的?」阿公拿起老花眼鏡,看了一陣子,「大概十幾年前吧。」我和媽都笑了,「爸,這是你還年輕英俊的時候,不只十幾年囉。」「那,大概二十年吧?」「阿公該不會以為自己才五十多歲吧?」我笑著問媽。阿公認真的看著那禎照片,喃喃自語中。

「阿媽,妳要努力復健喔,晚上好好睡,白天才有精神;趕快把身體養好,等到春天天氣好了,我們就一起出去走走。」阿媽望著我,點了點頭。我把窗簾打開了些,讓陽光曬進來,室裡增添了些許暖意。看護問阿媽要不要起來,她點了點頭,我們將她扶起,她雙腿顫抖依舊,一步一步緩緩往輪椅走去,身體微微搖晃著。

突然我記起了一個場景。

小時候生病,阿媽帶我去看醫生,阿媽信任的小兒科醫生診所在社子,我們得坐508長途跋涉。當時508車少,不好等,搭的人也多,我們祖孫上了車,阿媽把位子給我坐,自己抓著扶手,車子開的快了,瘦小的她隨著車行,如眼前這般,身體微微搖晃著。

剎那間,那回憶與眼前阿媽的蹣跚步履,全都模糊了。

2010年11月13日 星期六

米蘭到東京

還記得今年羅拉塔到米蘭(維大力?)參加書展時,曾經在街頭拍下了一個她認為笑容很燦爛的帥哥,並且與我分享。



(郵件標題是「型男與正妹」,後面還附上了一張自己的玉照,合理懷疑她的重點是後者,科科)

當時不以為意,僅當作一件趣事分享。想不到,隔了大概半年,在東京的街頭上,竟然給我們碰到這位老兄了。


看來這就是所謂的一招行遍天下吧,也代表街頭藝人也必須正面應對全球化的競爭囉。另外,更重要的是,跟羅拉塔還真有緣,連在地球的另一端都可以看到同一個街頭藝人。

(ps. 這位街頭藝人的領帶和西裝外套看似被風吹起來的,案其實都是用鋼線固定;他實際上的表演就是跨好馬步,假裝在風中大步奔走)

2010年11月6日 星期六

31 Songs

1980出生的我,今年滿三十歲了。

這份歌單很久以前便列好了,當時選出了大概五六十首,放到我的MP3裡,花了好一陣子慢慢挑選,在出差的路上,在夜間的計程車上,我靜靜地聽,回想每首歌在我人生場景中所扮演的角色……

每個歌手 / 樂隊基本上只選一曲。原本只想選出剛好三十首,但到後來,發現這三十一首歌,沒有一首能夠刪去,於是就這樣留下來了,剛好跟Nick Hornby的書名一樣,沒有刻意抄襲的意味,但若有這樣的巧合,也是有緣了。(尼克大叔我會因此多去買幾本你的書的)

排名不分先後,歌單如下:

1. American Pie – Don McLean, American Pie (197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r-BYVeCv6U&feature=related

“I knew if I had my chance, I could make those people dance, and maybe they’ll be happy for a while.”

“I can’t remember when I cried when I heard about his widowed bride. But something touches me deep inside the day the music died.”

“Do you believe in rock’n’roll? Can music save your mortal soul? Can you teach me how to dance real slow? ”

這首歌曲裡有太多的字句,都讓我感動、低迴不已。若說讀出師表不流淚者為不忠,那麼也可以說聽American Pie不感動者不是搖滾樂迷了。

2. Thunder Road – Bruce Springsteen, Born to Run (197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ngiJUNdsu0

破落的小鎮、髒舊的敞篷車、懵懂的少年……我並沒有度過這樣的日子,也無法理解小鎮少年的心情,我甚至沒到過美國,但卻能體會這首曲子在頹喪中的亢奮(抑或抗分中的頹喪?)以及欲擁抱世界展開新生活的期待(抑或惶恐?)。

又或許,我愛的也是這首曲子的矛盾與衝突吧?

3. Thrasher – Neil Young, Rust Never Sleeps (1979)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00MXZKbW0M

老楊有太多名曲,太多的好唱片,也有太多感動我的時刻,然而若只能挑一首歌,那絕對是Thrasher。二十二歲的最後一天,在送我哥去坐飛機後,乘地鐵回家的路上,溫暖的陽光灑入車廂,那一刻彷彿讓我明白我已長大。那當下的情景,到現在還是如此清晰且深刻。

“It was then that I knew I had enough. Burn my credit card for fuel. Headed down to where the pavement turns to sand. With a one-way ticket to the land of truth and the suitcase in my hand, how I lost my friends, I still don’t understand.”

歌詞裡刻劃的這段情景,也是我的最愛。

4. 風神125 – 交工樂隊,菊花夜行軍 (200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iSDTtZMclM

波瀾壯闊的作品。風聲、泥巴香味與濃烈的情感參雜。 每次聽到此曲都讓我懷念起台灣。

5. 斷腸詩 – 伍佰,樹枝孤鳥 (1997)



http://www.youtube.com/watch?v=bvJn8g5gOoQ

太晚真正好好地認識伍佰,一直到離開台灣才體會到他的魔力。斷腸詩是我做喜歡的伍佰作品,某次返台時在午後雨中計程車裡聽到此曲,有種恍若隔世的錯覺。

6. Home – Sheryl Crow, Sheryl Crow (1996)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IxowwuXWA

Sheryl Crow的同名專輯大概是我聽了最久的唱片之一,每隔一陣子還要拿出來重聽一遍。在這張專輯的十三曲中,這首Home不是最初吸引我的曲子,卻慢慢地成為我最常反覆哼唱的一首歌。“I woke up this morning to a sound of a breaking heart. Mine is full of questions and it’s tearing yours apart.”

7. Live Forever – Oasis, Definitely Maybe (199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2poqYvWsyU

如果說人生到最後只剩下一個樂隊、一張專輯、一首歌,那會是Oasis、Definitely Maybe、以及Live Forever。不為什麼,只因為他們是我最初的愛、最炙熱的癲狂,那烙印在我的心上,永遠永遠。

8. Life on Mars – David Bowie, Hunky Dory (197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IqqusnNQ

David Bowie最棒的一首曲子,充滿了天馬行空的馳騁,童趣的想像,又帶一抹淡淡的哀傷。在Hunky Dory中,David Bowie在音樂上以不同之後濃妝豔抹的素顏淡雅地詮釋了十一首曲子,成就了他最棒的作品。

(如果沒記錯,這支MV是1974年補拍的,所以把濃妝豔抹加上去了XD)

9. Nirvana – 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 Unplugged (199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regObNcHC8

Nirvana在最後的現場翻唱了David Bowie的這首曲子,但我一直把他視為Nirvana的曲子,因為那是如此的貼切,在這現場後的幾個月,Kurt Cobain將散彈槍含入嘴裡,扣下板機,出賣了全世界。

在巴黎自助旅行時,居住的青年旅舍裡有一台點唱機,在某個周六的夜晚我點了這曲,隔壁桌的幾個美國青年靜靜地隨著音樂打著拍子。轉眼間也已經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10. The Wild Ones - Suede, Dogman Star (199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0SuX1IvJys

“We’re the wild ones running with dogs today.”希望有一天我也如此灑脫。自選的喪禮歌曲之一。

11. Disco 2000 – Pulp, Different Class (199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fdxfjokAdY&feature=related

比起平民界的國歌Common People,我更愛這首Disco 2000。Jarvis Cocker以其一貫苦樂相伴、酸甜雜呈的白描手法,寫出了這首直擊我心裡的曲子。

12. Good Vibrations – Beach Boys, Smile (1967)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CeD_6Y3GQc&feature=related

Brian Wilson的口袋交響曲,如此完美如此悅耳,史上最棒的作品之一。 有時候我懷疑若當時Brian Wilson沒有精神崩潰的話,能否寫出那麼了不起的作品?

13. Shower Your Love – Kula Shaker, Peasants, Pigs and Astronauts (1999)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wKYldVQ8-4

即便Kula Shaker不如其他Brit-pop樂隊那樣鼎鼎大名、占據音樂史上重要地位,但他們的這曲Shower Your Love依然是我最心愛的曲子之一。腦中反覆播放率相當高。

14. Every Breath You Take – The Police, Synchronicity (198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MOGaugKpzs

或許你們會覺得奇怪,坦白說至今我也不了解,為何當時小學會教這首歌,但這確實是我到倫敦的小學學的第一首英文歌,第二首呢,嗯,Careless Whispers。(誰說只有台灣的教育出了問題?)

長大以後才發現,基本上這是一首描寫Stalker的曲子。然而,每次都會讓我想起教我們這曲的女老師,雖然她只教了我不到三個月,至今我也忘卻了她的姓名,但那卻是我到陌生環境後第一張友善的臉孔、第一個溫暖的懷抱。

15. Linger – The Cranberries, Everybody Else is Doing It, So Why Can’t We? (199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G6Kspj3OO0s

小紅莓大概是我第一個有意識喜歡的樂隊(這句話看起來怪怪的,但確實是這樣),也讓我初探「另類」之門。這曲Linger也不是最初吸引我的曲子,但最後卻是最耐聽的曲子之一。

16. Satellite of Love – Lou Reed, Transformer (197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H2EgYq_NCY

無論是在VU時期或是Lou Reed單飛以後的版本,都是我心愛的作品。VU版本最前面還有兩句“In this world as we know it, sorrow comes and goes. Now we see the human race has puts its footprints on the moons face.”很長一段時期這成了我最喜歡哼唱的兩句歌詞。

還記得我第一份工作時期,看著那棟大樓點起燈,在繁華的夜景裡有著一種莫名的溫柔,當時腦子裡盤旋的就是這曲Satellite of Love。

17. (Song for My) Sugar Spun Sister – The Stone Roses, The Stones Roses (1989)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QnELW-7yZw&feature=fvw

坦白說我一開始並沒有很喜歡石玫瑰。還記得當時在宇宙城買下他們同名專輯十週年版,某種程度只是為了趕小眾的流行,買回來後塵封在唱片架上好一陣子。直到要出國念研究所的前一天,和媽媽去拜拜時,腦子裡開始不斷反覆播放這張唱片,某種程度的中毒現象,從起我變成了石玫瑰迷。

這首曲子可能很容易被石玫瑰迷所遺忘,因為這張專輯裡時在有太多曲子可以供後世傳唱爭頌,但我就是很愛2:58到3:07那一小段樂器小小的Jam,加上Ian Brown切進來的vocal,對我來說那就是八零年代的最最美好,也預示了九零年代brit-pop的誕生。

18. Head Over Feat – Alanis Morissette, Jagged Little Pills (199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iuO49jbovg

Alanis Morissette可以算是我第一個搖滾繆司,當時我視她為全世界最酷的女生了。那些憤怒、喧囂,是我對搖滾樂最初的瞭解與悸動。這首Head Over Feet委委唱出愛戀的情緒,那間奏也讓我愛上口琴這個樂器。

19.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 The Beatles, Magical Mystery Tour (1967)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A4r2RU1u3g

披頭呀披頭,要訴說這個樂隊對我的影響以及聽他們音樂的感動與故事,講也講不完。若要挑一首曲子,那就是永遠的草莓園。那兒就是我的應許之地。

20. A Case of You – Joni Mitchell, Blue (1971)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YuaZcylk_o

Joni Mitchell是我的女神,她的Blue陪我度過無數個夜晚。A Case of You更是令我醉心的一曲。有誰能不愛這個女子呢?我常這樣自問。

21. Desolation Row – Bob Dylan, Highway 61 Revisited (1965)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uxWYEw4prQ&feature=related

(我實在找不到原唱專輯的版本,好心的大德若找到煩請提供。沒辦法,我只得拿youtube上這首反轉惡搞版本的來充數一下。)

很長一段時間,我被一個問題所困擾:究竟我最愛的Bob Dylan歌曲是哪一首?Desolation Row與Tangled Up in Blues兩曲在不同的時期互有高下。如果要為自己過往的三十年下一個註腳,我還是選了Desolation Row。畢竟他陪我度過了太多的時刻。

22. Range Life – Pavement, Crooked Rain, Crooked Rain (199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QHstA0cZDw

從第一次聽到這曲我就愛上了它。一點點失焦、一點點戲謔、一點點憤世嫉俗。更主要是因為那悅耳的曲調,以及“I want a ranged life if I can settle down.”的呼喊。

23. Something Better – Marianne Faithfull, The Rolling Stones Rock'n'Roll Circus (1968)



http://www.youtube.com/watch?v=KCIj7Bztc9g
(影片最末的2:37。我一直覺得她是對嘴的?!)

一直覺得這曲充滿了詭異的瑰麗情調,歌詞更是神祕:“Say hey have you heard blue whiskey’s the rage? I’ll send you a jug in the morning. It’s absurd to be living in a cage. You know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better.”

還記得Marianne Faithfull穿著常襬蓬裙,側身坐在滾石的搖滾馬戲團裡,靜靜地唱著此曲,與曲子中的荒誕與不解相同。07年初我經常反覆播放此曲,期盼找到something better。

24. Gypsy – Suzanne Vega, Solitue Standing (1987)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yNR7UnrCWg

Suzanne Vega十七歲時寫下的歌曲,對一個男孩的依戀,這首歌成了我最愛的Suzanne Vega曲子,也成為了我對她的依戀。帶著浪漫稚氣的曲子,卻又如此恰到好處,如此單純而美好。

25. No Surprises – Radiohead, OK Computer (1997)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gzeqwhNTDk

曾經這首歌對我來說是龐大悲傷的具體體現;曾經這首歌與這個樂隊因為成了自溺界的國歌,令我對之嗤之以鼻;然而到了現在回頭再聽這曲,我又找回了當初的感覺。或許就是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又是山的心情轉折吧。

26. 並不 – 張懸,親愛的…我還不知道 (2007)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Qx44ftgxL4&feature=related

這首歌給我的二十四五歲下了最好的註腳。謝謝妳。

27. Sea of Love – Cat Power, The Cover Record (200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bMeAOTPJzM

這首曲子是最孤獨的情歌了。

28. (What’s So Funny About) Peace, Love and Understanding? – Elvis Costello, Armed Forces (1979)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RVDQgVxprE

2005年,在我初出社會,初次嚐到社會的競爭壓力與背後的權利糾葛時,這首歌給了我力量。那樣大大方方的熱血態度,對於和平、愛與相互理解的呼喊,絕對是要不斷拿出來提醒自己的人生準則。

29. Stephanie Says – The Velvet Underground, 1969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8jGKp4kbeM

VU有很多名曲,但這首歌卻是我私心最愛。在PTT2的暱稱依然還是沿用了這句「阿拉斯加真的好冷」。

30. Shine a Light – The Rolling Stones, Exile on Main Street (197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EnD8_uWKLc

或許騷動與躁亂是滾石的特徵,但這首Shine A Light脫離了此一範疇,用近似唱聖歌的方式,如夕陽般溫暖。03年個人的年度歌曲。

31. Hallelujah – John Cale, Fragments of a Rainy Season (199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EOZLQ3d1FI

Leonard Cohen的名曲,卻由John Cale翻唱後更廣為人知。我最偏愛John Cale在這張現場中翻唱的版本,雖說只有鋼琴伴奏,卻絲毫不減其憂鬱雄渾,其中還帶點無可奈何的戲謔犬儒。

2010年5月23日 星期日

十年(X)

我的第一場演唱會應該是小學一或二年級,媽媽的同學請我們母子三人去看甄妮的秀,依稀記得那是在西門町某棟樓的頂層,當時已是秀場文化的末期,甄妮可以算是最後具有號召力的秀場明星了。知道媽媽愛聽歌,所以她同學特別買了最貴的票,配上牛排套餐共五百元,結果哥哥和我吃完牛排以後就睡的不省人事,甄妮出來唱不到兩首歌,媽媽就帶我們回家了。

「我同學一直唸我,怎麼才看甄妮兩眼就走人了,那可是貴賓券呀,」媽媽那陣子常把這件事情拿出來當玩笑講,「沒辦法,當時已經快十點了,他們兄弟倆愛睏了。」印象中我只在半夢半醒之間撇到了甄妮一眼,穿什麼樣的服裝、唱怎樣的歌則是一丁點都記不得了。如此想想,這好像也很難稱作為我的演唱會初體驗。

很長一段時間我的生活裡沒有演唱會或任何型式的現場演出。即便大學時身處於台灣地下 / 主流樂隊風起雲湧的時代,我也鮮少去聽表演,主要是當時一頭栽入老搖滾的世界裡,對本土的樂隊不熟悉,另更有貴古賤今的大小眼,總覺得沒有二十年以上歷史的音樂不吸引人,每每感嘆自己生不逢時,沒趕上波瀾壯闊的六、七0年代,卻忽略了自己所處環境與場域中,觸手可及的好音樂。

交工樂隊的一場演唱會改變了一切。

那是交工樂隊拿到金曲獎最佳樂隊後的第一場演出,活大擠滿了聽眾。「這也是交工樂隊第一場爆滿的表演!」冠吾如此宣稱,台下爆出了附和的歡呼聲。氧化物和我搶到了後排的位子,原本暗暗自喜身旁坐了個正妹,一探頭才赫然發現竟然是羅拉塔和鐵人。

那場演出主要是《菊花夜行軍》的曲目,生祥與冠吾一首歌一首歌的解說、帶唱,原本敖口刺耳的客家歌謠登時轉化成了情感豐沛的樂曲,全場跟著唱和、打拍子,汗水從我們的前額流下,歌聲從我們的心底流洩而出。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現場演出的魔力。

「我哭了,」散場後氧化物說。情緒尚無法平復的我,只有重重的喘著氣,將椰林大道上略帶涼意的空氣大口大口吸入肺裡,再緩緩吐出。

重返倫敦,被碩士班沈重的課業壓的喘不過氣來,除了偶爾為了疏壓採買唱片,著實沒有餘裕也沒有行動力去參與夢寐以求的各式演唱會。直到下學期,某次在超市翻閱Q雜誌的時候,發現Beth Orton在Royal Albert Hall有一場演出,才興致勃勃地買了票,參加第一場在倫敦的演出。當台上的Beth Orton敲打著鈴鼓,台下的我湧出了某些體悟,回去後寫下了這樣的文字:「這個抱著吉他彈唱、搖鈴鼓、俏皮地罵髒話的女人對我有一種無法言喻的吸引力。或許這正是我的困境吧:對於那些有個性、有想法、有才氣的女孩子我總是相當欣賞、甚至著迷,但問題是這樣的女孩子都不會喜歡像我這樣的男生。唉,無可奈何呀。」

現在看來還真是一語成讖。

在倫敦的日子我把握機會完成了一些年少的夢想:跟著Paul McCartney與全場上萬的歌迷大聲反覆高聲唱著“Na, na, na, nanana, na, nanana, na, Hey Jude!!!”;與一群牛山濯濯的歐吉桑跟著台上Keith Richards的Brown Sugar吉他和弦,與Mick Jagger一同先舉起左手「Yeah」、右手「Yeah」、再左手「Yeah」,最後雙手高舉並且躍起地大喊「Woooooooooooo!!!!!!!!!」;看著老楊低下頭,露出光禿禿的一片後腦杓,獨自彈著吉他,吟唱著那些曾經給他帶來巨大、耀眼光環,而他又想要將之拋棄的曲子,那當下我隱隱約約覺得這個光景會深刻地影響我的人生,六七年過去了,那樣的概念依然以某種模模糊糊地團塊的形式存在我心底。

回到台灣後偶爾看表演,開始工作前的那個冬天,在女巫店聽了雷光夏的演出,在子夜的街頭和柯老姐與其友人反覆唱著〈逝〉的最後兩句歌詞:「你我就像散開在風中飛揚的棉絮 / 注定要生生世世流浪在天際」,彷彿在緬懷那不曾擁有過的無垢青春;開始工作後的那個夏天,同樣在女巫店看彼時尚未成名的張懸表演,留著短髮怯生生的她一首一首唱著,當〈並不〉的前奏響起時,我撥出了電話,然而,沒有回音,我錄下了一段在她的語音留言裡,但從來沒問過她是否聽到了。

有些演出則帶著告別性的意味。

04年初The Wall的表演成了我的最後一場珊妮的演唱會,「開演前我就對柯老姐說,我會跟珊妮跟到唱〈四季〉,然後就不會再去看她的表演了。這個念頭在上次河岸流言的表演時便已存在,在人權演唱會時成形。或許是因為對她的新歌越來越不熟,引起的共鳴越來越小,又或許是表演方式吧,但那都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那是一種儀式性的終結,對於屬於自己的曾經,就像我決定放棄旅行一樣。」當天隨著珊妮唱和完〈四季〉後,除了在音樂祭偶然經過珊妮的舞台以外,我再也沒看過她的演出。

當年的秋虎祭,我帶著向羅拉塔借來的睡袋,在烏來國小聽了兩天一夜的音樂,秋虎祭的最後一天,一個略顯炎熱的十月午後,我枕著睡袋、拿著啤酒,躺在舞台左側聽著1976,望著蔚藍的天空,「大概是我最後一個年輕的夏天了,」就這樣,我向來得極遲、走得很趕且沒有留下太多印記的青春期說了再見。

08年在原本安排的規劃落空後,我展開了一段旅行,先到了瑞士找羅拉塔與鐵人,然後再次重返倫敦。在倫敦的幾個晚上,我前往了幾場演唱會,先到劍橋在近到幾乎被Jason Pierce的口水噴到的距離裡,聽了Spiritualized的現場;接著到了Richard Hawley首次於Royal Albert Hall的場子,Jarvis Cocker大叔還意外地現身與其合唱了一首關於新年的曲子;隔天去了Roger Waters在O2的演唱會,當他開口唱到“Remember when you were young, you shone like the sun…”我和全場一起幾乎失控地接著大唱著“…Shine on your crazy diamond!”

最後我參加了Paul Weller在Hammersmith Apollo的演唱會,那天剛好也是Paul Weller五十歲的生日,當全場幫他合唱生日快樂時,我便隱隱約約知道有什麼即將發生,果然下個瞬間,Noel出現了。他們合唱了The Beatles的All You Need Is Love:





(如殺豬般大叫“Noel!!!!”的就是我。抱歉,當時太激動了。)

曾經All You Need Is Love是我最討厭的披頭歌曲,但從那以後我開始學著去欣賞這首歌。

我曾經以為那可能是我離他們最近的一刻了。直到2009年4月3日。

**** **** **** ****

2009年4月2日。

當天晚上我接待了一團來訪的學者,晚上跟著應酬,我心裡想著那一堆 還沒處理完的事情,邊聽著宴席的雙方一來一往似乎永遠不會完結而且全都在網路上看過的過期黃色笑話。應酬結束後我回辦公室,看了看時鐘:將近十點。我吐了 一口氣,靠著絕佳的躲酒技術,很好,沒有什麼酒味,然後開始埋首工作。夜深人靜的辦公室沒有電話打擾,更有效率,到凌晨一點,工作終於告一段落,休假期間 的交接也安排好了。我回到住處開始整理行李,清理房間,一切落定,時針與分針建構出了一個完美的九十度角,三點了。

我開著電視,躺在床 上,等待時間到來。這樣的姿態讓我想到五年多以前在巴黎的最後一個晚上,那個夜晚是全市的慶典,整個晚上都有活動,我的學姐先帶著我去羅浮宮聽了一場詩歌 吟誦會,然後我們沿著古老的街道漫步穿梭,回到飯店也是將近三點,四點鐘要起床,趕上往阿姆斯特丹的火車。我和衣躺下,旅館外面仍然充滿了喧囂,人們徹夜 談話、狂歡,透過薄薄的紗簾可以看到遠處的煙火,有著中世紀嘉年華的復古味道……

我從假寐中驚醒,五年多後,一樣是四點,沒有煙火,沒有 人群,窗外只有仍凜冽的空氣與夜間的守衛。巴黎?天津?阿姆斯特丹?台北?我陷入微微的錯亂,身處何地?要往哪去?我用熱水沖醒自己,換上衣服,跳上車。 在機場又確認了一次:我的目標是Oasis。從機窗外面見到的雲彩,讓我想起Whatever的封面,我將隨身聽切到這曲,懷著如同當年在忠孝復興的T- wave買到這張單曲的興奮的心情,期待著。

我換上了唯一的一件淺藍色Oasis T恤,在捷運站與HL及柯老姐會合,也巧遇了ZP,於是便一同前往表演的場館,場館外已經排了長長的人龍。有人持著大大的米字旗,有化著煙燻妝身著皮衣的 搖滾客,也有帶著害羞神情低著頭的文藝青年。

進場時1976暖場也告結束。現場大聲地放起了The Beatles和Led Zeppelin等古老卻又熟悉的曲子,我們隨意跟著音樂哼唱。然後,燈光暗了下來,全場響起歡呼,燈光亮起,Fucking in the Bushes的節奏響起,眾人的跳動使地板上下震盪。光影閃爍間,那五個人的身影出現。

登時,回憶湧了上來:

買入 Definitely Maybe的夏日午後火紅色的Les Paul吉他老師自彈自唱關於淡水鐵蛋的認真表情Jimi Hendrix Janis Joplin Jim Morrison 27歲的死亡CDAm和弦與割破的手指拿鐵罐攻擊歌迷的Kurt Cobain塑膠恐龍紙牌遊戲與Slide Away引Live Forever歌詞寫給P的信復活節島上的石像面孔與美國南方小鎮的鐵橋別回到小岩城再浪費一年呀I DON’T BELIEVE YOU YOU’RE A LIAR椰林大道下午第一堂課Penny Lane上All around the world it’s gonna be ok系學會外的Girl Who Wears the Dirty Shirt MTV台兩兄弟的廣告洋蔥的爭吵與無法彌補的破裂宇宙城公館玫瑰大眾誠品古柯鹼大麻嘔吐Magic Bus改彈Bass期末考迎新的午後小雪茄Sister of Mercy20歲昏睡的午後This is My Truth Now Tell Me Yours尼采S加油站我最喜歡的旅行階段就是在車上看風景一幕幕過去Gypsy大法師銀色Sony新竹家的沙發Fade Away開始前深深吸的一口氣聖誕節前夕紫色與黃色視聽教室的耳機Beatles Anthology黑白1968年的Paul McCartney教父I II密集書庫Hey stay young and invincible高雄妹史研所肥皂味保力龍白色胸罩Country House這是我女朋友西雅圖夜未眠1999年尼克隊Because we need each other we believe in one and another 606傅鐘尼斯香檳新星五四三寺廟All Things Must Pass一年期的長榮來回機票Sugar Spun Sister 8/27維尼小熊Everybody’s had a wet dream everybody saw the sunshine凱芮從妳的洞穴裡出來吧多吃蔬菜注意保暖1984中研院下一個是誰Rosebury暗藍的傍晚哭泣雙層巴士檔案庫香腸捲There’s a starman waiting in the sky踩著冰塊上吊Great Dover Street炸魚薯條Berwick Street滑蛋叉燒飯24小小福Sainsbury記事本的留言塗鴉鬍子SELECTADISCFOPP青蘋果味廉價洗髮水May the good lord shine a light on you紅樓夢珍寧我腦子有些連我自己都不願面對的東西御飯團djangos紅色101豹紋內褲無印良品歲花領帶金莎並不等三個月吧Oh you pretty things廉價床墊中秋節計程車antenna丁香菸上海Satellite of Love黑輪舞台AESAE在清晨的炙氣中the sweetest thing舞台印尼炒飯星巴克包子新光三越雞腿飯麻辣鍋陽台並不Hello Kitty白色奧迪What’s so funny about peace, love & understanding?刮過擋風玻璃的雨刷最最美好告別Simple Twist of Fate新宿淺草六本木御茶水自由之丘地下室24小時I heard there was a secret chord王建民6.1局完全比賽韓式泡菜those were days of roses poetries and prose寫寫寫寫寫改改改改改GRETOEFL讀書計畫論文大綱改造I went insane like a smoke-ring day when the wind blows屏東高雄瑞士倫敦先生女士我們正漂浮於太空中獵頭選擇I thought a small part of you would be a little bit sad to see me go天津自己的房間It’s hard to be living in cage咒罵期待我願意落空北京百子灣路Yellow Ledbetter路邊有斷頭的蜻蜓到後座吧天堂在路的那一頭等著我們切片蕃茄Tina Fey你願意娶我嗎you’re back in your neighborhood cigarette taste so good你怎麼說呢你又無法將本來屬於我的夢給予我

Fuckin' In The Bushes
Rock'n' Roll Star
Lyla
The Shock Of The Lightning
Cigarettes & Alcohol
The Meaning Of Soul
To Be Where There's Life
Waiting For The Rapture
The Masterplan
Songbird
Slide Away
Morning Glory
Ain't Got Nothin'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Idle
I'm Outta Time
Wonderwall
Supersonic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Falling Down
Champagne Supernova
I Am The Walrus

2010年3月6日 星期六

My Songs Of 2009

其實在去年年底就排好了這份歌單,但深受河蟹之亂,苦無法貼到Blog上。以下是我2009年私心最愛的歌曲,全都不是09年出品的作品,由此可見我一直保持穩定落後時代潮流的腳步;這些曲子在去年的某些時刻,深刻地影響、感動了我。排名不分先後,但依照編排專輯的概念排序,建議依序聆聽。在此和各位朋友分享。

1. Wilco - Misunderstood

如果09年要挑出一張最愛的唱片,我毫不猶豫會選Wilco / Kicking Television這套現場雙CD。我一向喜歡現場的錄音,而這套他們回到家鄉的演出實況更是已經列為我心目中的經典作品,無論音樂或是我個人私密情感上皆然。



2. The Pretenders – Stop Your Sobbing

“Reign Over Me”這部片子裡,Adam Sandler以滑版車載著Don Cheadle在大街上遊逛時,這段音樂流洩了出來。除了他們的友情,更吸引我的是他們重新擁抱純真的勇氣,一如The Pretenders這一曲,從第一句的旋律就令人跌入懷念的氛圍中。



3. 張懸 – 模樣

「我一直明白要和你走一段」。曾經我有過這樣的期待,學會拋去那些綺麗的、不切實際的幻想是去年最大的學習與成長。

(抑或失敗和退縮?)



4. Oasis –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2009年4月2日,我十年前不敢奢求的夢想,竟然真的達成了。其實想想,把參加一場演唱會視為人生最了不起的夢想,實在是很愚蠢又很胸無大志,但我是那麼樣的喜歡懷抱著癡傻願望的那個自己。

Noel Gallagher的現場吉他的版本,是我過去所不敢想像的完美詮釋。對我來說,這是過去十年最美好的註腳。



5. Michael Jackson – Rock With You

在大家列舉出的MJ名曲中,這首歌猜想不會進入排名中,甚至很容易被遺忘吧。但對我來說,這首歌與其搭配的陽春MV、俗豔服飾、蹩腳舞步,卻能喚起我對他最美好的回憶。



6. Pete Townshend – Let My Love Open The Door

送給自己,當作是鼓勵自己的加油歌吧。(握拳)



7. The Smiths – There’s A Light That Never Goes Out

將這曲送給不再聯絡的老朋友、過往的迷戀以及那些自那些以為的慘綠日子。



8. James – Getting Away With It (All Messed Up)

究竟是我的錯誤記憶,還是真的那支MV被回收了?我一直記得Getting Away With It (All Messed Up)有一支MV,是飛機飛過高樓,然後大家搖著頭唱著Getting away with it all messed up, that’s the living,然後MV的結尾大家輪流說著 “pleased to meet you”。總之,這首歌與這張專輯也是找了七八年,終於尋獲。09年的重大發現之一。



9. The Flaming Lips – Yoshimi Battles The Pink Robot

The Flaming Lips剛以良美大戰粉紅機器人大紅特紅時,我買了一張他們的Transmissions From The Satellite Heart以及The Soft Bulletin來聽,當時只覺得普普,便沒把他們放在心上。想不到數年後重聽此專輯,還真有相逢恨晚的惆悵。真是近幾年來令人激賞的作品。



10. 張楚 - 孤獨的人是可恥的

剛開始聽音樂時,便耳聞張楚其人與其音樂。據說後來從一創作人成為了到各大小晚會上獻唱流行音樂討生活的歌手,令人不勝欷噓。這曲現在聽來依然感染力十足。



11. Elvis Presley – Pocketful of Rainbows

七月底,凌晨三點,從哈爾濱機場往市中心旅館的路上,我邊聽著此曲,邊望著窗外漸漸亮起的天空。第一次覺得貓王打動了我。



12. 伍佰 – 斷腸詩

如果09年要挑出排名第二最愛的專輯以及單曲(汗),那麼伍佰的《樹枝孤鳥》以及這首〈斷腸詩〉絕對是首選(咦,第二名了,還可以用「首」選嗎?中文造詣太爛,抱歉。)

去年四月回台,在午後雨中的計程車裡聽到這曲,有一種恍若隔世的錯覺。



13. Sondre Lerche – Modern nature

Dan In Real Life片尾曲,這部片不是說挺好,但有點像我當時對於Elizabethtown的中毒症狀,只要HBO一放我就會乖乖坐下來重看一次,上次還看到差點趕不上回台灣的飛機。

另,這也是我為自己找的婚禮歌曲之一。還好我的壓箱寶沒有全部用在羅拉塔和柯老姐婚禮上,嘿嘿。



14. Pearl Jam – Yellow Ledbetter

前幾年瘋狂購入珍珠果醬的現場專輯,此曲也收了不少版本,通常都是在演唱會末尾時出現此曲,每當吉他前奏一響起,全場便陷入瘋狂。縱然無法理解Eddie Vedder究竟在唱什麼,但這還是我最愛的珍珠果醬曲子。



15. Auld Lang Syne

我09年的年度歌曲,古老的蘇格蘭民謠。一直找不到這首歌的最佳版本,至少在特定歌手的專輯裡沒發現。通常不是唱的太美聲,就是太有個性。

我一直覺得此曲應該在繁華落盡後,由眾人一齊大合唱,走音也好,掉拍也罷,這是一首應該由大家齊聲歌唱,回想曾經離開、逝去、拋棄的那些老友。

以下兩個電影片段是我覺得最適合這首歌的意境了。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never brought to mind?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And days o' auld lang syne?

For auld lang syne, my dear,
For auld lang syne;
We'll tak' a cup o' kindness yet
For days of auld lang syne.

And here's a hand, my trusty friend
And gie'd a hand o' thine
And we'll tak' a cup o' kindness yet
For auld lang syne

For auld lang syne, my dear,
For auld lang syne;
We'll tak' a cup o' kindness yet
For days of auld lang syne.

2010年2月5日 星期五

十年(IX)

「她是你妹妹嗎?」

同事看到我拿蘋果給st時這麼問。我帶著點訝異笑著搖了搖頭。那圓圓的眼睛、臉龐、甚至是身軀,確實有幾番類似。st喀啦喀啦地咬著我給她的蘋果,清脆的聲音迴盪在午後的辦公室,為緊繃的工作氛圍帶來了一絲慵懶又俏皮的氣息。

那是我在紅色大樓工作的第一年。當時我需要找個工讀生協助處理事務,於是透過網路找到了st,其實早前我就透過PTT2上的文章認識她,在某場充滿戲劇化與顛狂的選舉前夕,st寫下了她父親所不曾擁有而她所能夠得到的,關於自由、希望以及遺憾,我將那篇文章轉回自己的版上收藏,並開始透過她的書寫閱讀她的生活。見到她回應我應徵工讀生的啟事,我帶著訝異與竊喜,立即回應並選中了她。

st工讀的日子在匯整資料、打電話中度過。有時候我會看到她站在樓的側邊的那個小陽台,望著樓下車水馬龍的街道、遠方的象山、或是對面那一小塊在寸土寸金的台北曼哈頓裡異常突兀的荒地,兩隻手指夾著跟細細的菸,漫不經心的吞吐著。相較其他到陽台抽菸的女孩兒,她像是拿著棒棒糖似的,抽菸彷彿僅是一種姿態,或是隨時可以割捨的小小甜頭。

專案結束,st的工讀也告一段落。我們約了在台大附近將工讀的費用拿給她,順便一起吃個飯。那晚,她坐在教堂外公車站牌旁的長凳上等我,出神似地想著什麼事,我開玩笑般地不發一語,「砰」地坐到了她的身邊,順著她的眼光往對面望去,當我努力想要透過學校的圍欄、路上川流的車潮企圖發現她所凝視的是什麼時,st將頭靠在我肩膀上,像是測試似的,「你香香軟軟的,好像龍貓唷,」她心滿意足地說。

我無可奈何地微微嘆了一口氣。


飯後我們前往「個體戶」,通過狹小的樓梯走道,上到那間充滿霉味的二手唱片行。「嘿,幫我挑一張唱片吧,」st說,「妳想要怎樣的唱片?」「不知道,適合我現在心情的吧。」「那,妳現在是怎樣的心情呢?」

她很認真的想了一陣子,側著頭,帶著微笑說:「戀愛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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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認識和st戀愛中的br。在倫敦時某個準備考試的夜晚,我踅到了他的版,發現了彼此有某些類似之處。br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喜歡老搖滾、小說、Austin Powers、自己下廚、練習單手打蛋、騎著單車到附近的亞洲商店買沙士;為了看Bob Dylan的演唱會,他坐了數個小時的火車,跨越一個又一個燥熱且有濃重口音的南方城市,窩在廉價骯髒的旅館;br總有逃亡的念頭,看到戶頭裡匯進來的公費時,捲款浪跡天涯的想法就會冒出來;就像任何一個搖滾樂手以及愛好者,他也有毀棄自己人生的衝動,只是當時我以為那僅是一個青澀而浪漫的構想而已。

我寫了封長信給他介紹自己,從此透過網路開始分享彼此的生活。某次br提到手上有The Beatles / White Album的studio session,我推文表示相當羨慕,「不用只是羨慕,我可是有空白光碟片和燒錄機的喔,」不久後我就收到一個裝有八片光碟片的包裹,在純白的燒錄片上,他像是怕留下痕跡,又像是仿擬White Album的浮水印似地,淡淡地用鉛筆註明了各個take與次序。我將CD放入player中,不同於專輯中的歌曲詮釋,四人彈奏、交談的斷片,以及錄音室瀰漫的緊張、迷濛的氣氛夾著老舊的「斯斯」聲響從喇叭中流洩出來。那幾片光碟,連同特價啤酒、炸魚薯條、和煦的夏日傍晚與David Bowie,陪伴我度過寫論文的那段日子。

st、br和我在同一個空間相遇,br和我透過古老的音符與對於惡趣味的欣賞維持千里神交的關係,st和我從雇傭關係進階到了成為在雨中等公車的龍貓與小女孩,而st與br則在戀愛中。

「他會唱歌給我聽,」st說,「透過越洋電話,我點歌,他唱。」印象中她提到的歌曲有黃與藍,用殘破的記憶與邏輯推理,現在的我會說br唱的是黃韻玲的〈藍色啤酒海〉:

藍色啤酒海 我想要一個小孩
有時候乖 有時候壞
寂寞時候 希望和棕櫚戀愛

「我決定去找他。」st說,純潔而堅定的祈使句讓人無法質問。我選了Bob Dylan的Highway 61 Revisied和Blood on the Tracks,拿到櫃臺結帳,送給了她。「通常我不會送戀愛中的人這兩張唱片,但這算是特例。」她甜甜地笑著收下了。

離開唱片行時天空下起了微微細雨,我撐著便利商店買來的便宜折疊傘,送她穿過夜晚的台大校園,回到辛亥路科技大樓附近的租屋處。在這間學校四年,那卻只是我第四次到辛亥路一帶,上一次就是畢業典禮當天,那個悶熱的早晨我腦中不斷播放著The Beatles的I’ve Got a Feeling,畢業典禮結束後和家人到天母吃了越南菜。「轉眼間也已經是兩年前的事了呀,」一個人往回走時我這麼想。

**** **** **** ****

「就要出發去找你了」

st那陣子的文章總是這麼開頭。「男人」這個詞彙也從指涉生物的生理性徵狀態成為了她對於br的稱呼。「男人對他的前途充滿迷惘,但對於我們的愛堅定無比。」br不再書寫了,只能透過st的文字,約略解讀出他似乎不想繼續學業與當下的生活,原因不明。她開始找房子,希望以後兩人能一起生活,當擁有了兩個人的小窩後,她要和他親自下廚款待朋友們。她問了我愛吃什麼,然後在我的名字後面,很認真地寫下了「肉食」兩個字。

即便承受了來自經濟、家庭、學業的壓力,st仍出發前往世界的另一端尋找br。隔了一陣子有朋友在她版上留言,表示家人找不到她,相當擔心,希望她能報個平安,但不見她的回音。

不久後我收到一封她寄來的明信片,昏暗破舊的廉價旅館伴著棕櫚樹,讓人想起The Eagles的Hotel California。「現在是凌晨五點,」st在明信片後面這麼寫,男人在樓下的賭場賭二十一點,在南方的城市裡,彷彿是Lou Reed的陰暗街頭融合了Johnny Cash的古柯鹼藍調,他以Nicholas Cage在Leaving Las Vegas的方式賭著,持續拋出手上的籌碼。「躺在床鋪的另一端,看著天空緩緩亮起,我突然好想家。」st在明信片的末尾寫道。

**** **** **** ****

隔一年的冬天,我遞出辭呈的那個夜晚,我站上st曾經待過的樓側面的那個陽台,望著底下的車水馬龍與那片荒地,按下play鍵,靜靜聽著沈沒於南方密西西比河的Jeff Buckley唱出這首詭異、不知所以、充滿宗教般純潔信仰卻混合著世俗肉慾的曲子,Hallelujah。




I heard there was a secret chord
That David played, and it pleased the Lord
But you don't really care for music, do you?
It goes like this
The fourth, the fifth
The minor fall and the major lift
The baffled king composing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Your faith was strong but you needed proof
You saw her bathing on the roof
Her beauty and the moonlight overthrew you
She tied you to her kitchen chair
She broke your throne and she cut your hair
And from your lips she drew the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Well baby I've been here before
I've seen this room and I've walked this floor
I used to live alone before I knew you
I've seen your flag on the marble arch
Love is not a victory march
It's a cold and it's a brok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Well there was a time when you let me know
What's really going on below
But now you never show that to me do you?
And remember when I moved in you?
And the holy dove was moving too
And every breath we drew was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Maybe there's a God above
But all I've ever learned from love
Was how to shoot somebody who'd out drew you
And it's not a cry that you hear at night
It's not somebody who's seen in the light
It's a cold and it's a brok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你去哪裡了?怎麼找不到你?」

我的AE發現我時這麼問,她隨即看見我的耳機,露出了一種釋然的笑。我猜想她應該是理解錯誤了,不過我從沒有打算抗辯。

2010年1月29日 星期五

J.D. Salinger, 1919-2010

Anyway, I keep picturing all these little kids playing some game in this big field of rye and all. Thousands of little kids, and nobody's around — nobody big, I mean — except me. And I'm standing on the edge of some crazy cliff. What I have to do, I have to catch everybody if they start to go over the cliff — I mean if they're running and they don't look where they're going I have to come out from somewhere and catch them. That's all I'd do all day. I'd just be the catcher in the rye and all. I know it's crazy, but that's the only thing I'd really like to be. I know it's crazy.

遇到人生的關鍵時,我就會拿起《麥田捕手》,重新再讀一遍。它給我的不是勇氣、夢想,或任何積極而正向的鼓舞,而是某種被了解的寬慰。

再見了,麥田捕手,再也沒有人能同你這般描寫迷惘與失落。

http://www.nytimes.com/2010/01/29/books/29salinger.html?pagewanted=1&hp
J. D. Salinger, Literary Recluse, Dies at 91
By CHARLES McGRATH
Published: January 28, 2010


J. D. Salinger, who was thought at one time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American writer to emerge since World War II but who then turned his back on success and adulation, becoming the Garbo of letters, famous for not wanting to be famous, died on Wednesday at his home in Cornish, N.H., where he had lived in seclusion for more than 50 years. He was 91.

Mr. Salinger’s literary representative, Harold Ober Associates, announced the death, saying it was of natural causes. “Despite having broken his hip in May,” the agency said, “his health had been excellent until a rather sudden decline after the new year. He was not in any pain before or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Mr. Salinger’s literary reputation rests on a slender but enormously influential body of published work: the novel “The Catcher in the Rye,” the collection “Nine Stories” and two compilations, each with two long stories about the fictional Glass family: “Franny and Zooey” and “Raise High the Roof Beam, Carpenters and Seymour: An Introduction.”

“Catcher” was published in 1951, and its very first sentence, distantly echoing Mark Twain, struck a brash new not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If you really want to hear about it, the first thing you’ll probably want to know is where I was born and what my lousy childhood was like, and how my parents were occupied and all before they had me, and all that David Copperfield kind of crap, but I don’t feel like going into it,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Though not everyone, teachers and librarians especially, was sure what to make of it, “Catcher” became an almost immediate best seller, and its narrator and main character, Holden Caulfield, a teenager newly expelled from prep school, became America’s best-known literary truant since Huckleberry Finn.

With its cynical, slangy vernacular voice (Holden’s two favorite expressions are “phony” and “goddam”), its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of adolescence and its fierce if alienated sense of morality and distrust of the adult world, the novel struck a nerve in cold war America and quickly attained cult status, especially among the young. Reading “Catcher” used to be an essential rite of passage, almost as important as getting your learner’s permit.

The novel’s allure persists to this day, even if some of Holden’s preoccupations now seem a bit dated, and it continues to sell more than 250,000 copies a year in paperback. Mark David Chapman, who killed John Lennon in 1980, even said the explanation for his act could be found in the pages of “The Catcher in the Rye.” In 1974 Philip Roth wrote, “The response of college students to the work of J. D. Salinger indicates that he, more than anyone else, has not turned his back on the times but, instead, has managed to put his finger on whatever struggle of significance is going on today between self and culture.”

Many critics were more admiring of “Nine Stories,” which came out in 1953 and helped shape writers like Mr. Roth, John Updike and Harold Brodkey. The stories were remarkable for their sharp social observation, their pitch-perfect dialogue (Mr. Salinger, who used italics almost as a form of musical notation, was a master not of literary speech but of speech as people actually spoke it) and the way they demolished whatever was left of t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of the short story — the old structure of beginning, middle, end — for an architecture of emotion, in which a story could turn on a tiny alteration of mood or irony. Mr. Updike said he admired “that open-ended Zen quality they have, the way they don’t snap shut.”

Mr. Salinger also perfected the great trick of literary irony — of validating what you mean by saying less than, or even the opposite of, what you intend. Orville Prescott wrote in The New York Times in 1963, “Rarely if ever in literary history has a handful of stories aroused so much discussion, controversy, praise, denunciation, mystif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s a young man Mr. Salinger yearned ardently for just this kind of attention. He bragged in college about his literary talent and ambitions, and wrote swaggering letters to Whit Burnett, the editor of Story magazine. But success, once it arrived, paled quickly for him. He told the editors of Saturday Review that he was “good and sick” of seeing his photograph on the dust jacket of “The Catcher in the Rye” and demanded that it be removed from subsequent editions. He ordered his agent to burn any fan mail. In 1953 Mr. Salinger, who had been living on East 57th Street in Manhattan, fled the literary world altogether and moved to a 90-acre compound on a wooded hillside in Cornish. He seemed to be fulfilling Holden’s desire to build himself “a little cabin somewhere with the dough I made and live there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away from “any goddam stupid conversation with anybody.”

He seldom left, except occasionally to vacation in Florida or to visit William Shawn, the almost equally reclusive former editor of The New Yorker. Avoiding Mr. Shawn’s usual (and very public) table at the Algonquin Hotel, they would meet under the clock at the old Biltmore Hotel, the rendezvous for generations of prep-school and college students.

After Mr. Salinger moved to New Hampshire his publications slowed to a trickle and soon stopped completely. “Franny and Zooey” and “Raise High the Roof Beam,” both collections of material previously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er, came out in 1961 and 1963, and the last work of Mr. Salinger’s to appear in print was “Hapworth 16, 1924,” a 25,000-word story that took up most of the June 19, 1965, issue of The New Yorker.

In 1997 Mr. Salinger agreed to let Orchises Press, a small publisher in Alexandria, Va., bring out “Hapworth” in book form, but he backed out of the deal at the last minute. He never collected the rest of his stories or allowed any of them to be reprinted in textbooks or anthologies. One story, “Uncle Wiggily in Connecticut,” was turned into “My Foolish Heart,” a movie so bad that Mr. Salinger was never tempted to sell film rights again.

Befriended, Then Betrayed

In the fall of 1953 he befriended some local teenagers and allowed one of them to interview him for what he assumed would be an article on the high school page of a local paper, The Claremont Daily Eagle. The article appeared instead as a feature on the editorial page, and Mr. Salinger felt so betrayed that he broke off with the teenagers and built a six-and-a-half-foot fence around his property.

He seldom spoke to the press again, except in 1974 when, trying to fend off the unauthorized publication of his uncollected stories, he told a reporter from The Times: “There is a marvelous peace in not publishing. It’s peaceful. Still. Publishing is a terrible invasion of my privacy. I like to write. I love to write. But I write just for myself and my own pleasure.”

And yet the more he sought privacy, the more famous he became, especially after his appearance on the cover of Time in 1961. For years it was a sort of journalistic sport for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to send reporters to New Hampshire in hopes of a sighting. As a young man Mr. Salinger had a long, melancholy face and deep soulful eyes, but now, in the few photographs that surfaced, he looked gaunt and gray, like someone in an El Greco painting. He spent more time and energy avoiding the world, it was sometimes said, than most people do in embracing it, and his elusiveness only added to the mythology growing up around him.

Depending on one’s point of view, he was either a crackpot or the American Tolstoy, who had turned silence itself into his most eloquent work of art. Some believed he was publishing under an assumed name, and for a while in the late 1970s, William Wharton, author of “Birdy,” was rumored to be Mr. Salinger, writing under another name, until it turned out that William Wharton was instead a pen name for the writer Albert du Aime.

In 1984 the British literary critic Ian Hamilton approached Mr. Salinger with the notion of writing his biography. Not surprisingly, Mr. Salinger turned him down, saying he had “borne all the exploitation and loss of privacy I can possibly bear in a single lifetime.” Mr. Hamilton went ahead anyway, and in 1986, Mr. Salinger took him to court to prevent the use of quotations and paraphrases from unpublished letters. The case went all the way to the Supreme Court, and to the surprise of many, Mr. Salinger eventually won, though not without some cost to his cherished privacy. (In June 2009 he also sued Fredrik Colting, the Swedish author and publisher of a novel said to be a sequel to “The Catcher in the Rye.” In July a federal judge indefinitely enjoined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Mr. Salinger’s privacy was further punctured in 1998 and again in 2000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memoirs by, first, Joyce Maynard — with whom he had a 10-month affair in 1973, when Ms. Maynard was a college freshman — and then his daughter, Margaret. Some critics complained that both women were trying to exploit and profit from their history with Mr. Salinger, and Mr. Salinger’s son, Matthew, wrote in a letter to The New York Observer that his sister had “a troubled mind,” and that he didn’t recognize the man portrayed in her account. Both books nevertheless added a creepy, Howard Hughesish element to the Salinger legend.

Mr. Salinger was controlling and sexually manipulative, Ms. Maynard wrote, and a health nut obsessed with homeopathic medicine and with his diet (frozen peas for breakfast, undercooked lamb burger for dinner). Ms. Salinger said that her father was pathologically self-centered and abusive toward her mother, and to the homeopathy and food fads she added a long list of other enthusiasms: Zen Buddhism, Vedanta Hinduism, Christian Science, Scientology and acupuncture. Mr. Salinger drank his own urine, she wrote, and sat for hours in an orgone box.

But was he writing? The question obsessed Salingerologists, and in the absence of real evidence, theories multiplied. He hadn’t written a word for years. Or, like the character in the Stanley Kubrick film “The Shining,” he wrote the same sentence over and over again. Or like Gogol at the end of his life, he wrote prolifically but then burned it all. Ms. Maynard said she believed there were at least two novels locked away in a safe, though she had never seen them.

Early Life

Jerome David Salinger was born in Manhattan on New Year’s Day, 1919, the second of two children. His sister, Doris, who died in 2001, was for many years a buyer in the dress department at Bloomingdale’s. Like the Glasses, the Salinger children were the product of a mixed marriage. Their father, Sol, was a Jew, the son of a rabbi, but sufficiently assimilated that he made his living importing both cheese and ham. Their mother, Marie Jillisch, was of Irish descent, born in Scotland, but changed her first name to Miriam to appease her in-laws. The family was living in Harlem when Mr. Salinger was born, but then, as Sol Salinger’s business prospered, moved to West 82nd Street and then to Park Avenue.

Never much of a student, Mr. Salinger, then known as Sonny, attended the progressive McBurney School on the Upper West Side. (He told the admissions office his interests were dramatics and tropical fish.) But he flunked out after two years and in 1934 was packed off to Valley Forge Military Academy, in Wayne, Pa., which became the model for Holden’s Pencey Prep. Like Holden, Mr. Salinger was the manager of the school fencing team, and he also became the literary editor of the school yearbook, Crossed Swords, and wrote a school song that was either a heartfelt pastiche of 19th-century sentiment or else a masterpiece of irony:

Hide not thy tears on this last day
Your sorrow has no shame;
To march no more midst lines of gray;
No longer play the game.
Four years have passed in joyful ways — Wouldst stay those old times dear?
Then cherish now these fleeting days,
The few while you are here.


In 1937, after a couple of unenthusiastic weeks at New York University, Mr. Salinger traveled with his father to Austria and Poland, where the father’s plan was for him to learn the ham business. Deciding that wasn’t for him, he returned to America and drifted through a term or so at Ursinus College in Collegeville, Pa. Fellow students remember him striding around campus in a black chesterfield with velvet collar and announcing that he was going to write the Great American Novel.

Mr. Salinger’s most sustained exposure to higher education was an evening class he took at Columbia in 1939, taught by Whit Burnett, and under Mr. Burnett’s tutelage he managed to sell a story, “The Young Folks,” to Story magazine. He subsequently sold stories to Esquire, Collier’s and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 formulaic work that gave little hint of real originality.

In 1941, after several rejections, Mr. Salinger finally cracked The New Yorker, the ultimate goal of any aspiring writer back then, with a story, “Slight Rebellion Off Madison,” that was an early sketch of what became a scene in “The Catcher in the Rye.” But the magazine then had second thoughts, apparently worried about seeming to encourage young people to run away from school, and held the story for five years — an eternity even for The New Yorker — before finally publishing it in 1946, buried in the back of an issue.

Meanwhile Mr. Salinger had been drafted. He served with the Counter-Intelligence Corps of the Fourth Infantry Division, whose job was to interview Nazi deserters and sympathizers, and was stationed for a while in Tiverton, Devon, the setting of “For Esmé — with Love and Squalor,” probably the most deeply felt of the “Nine Stories.” On June 6, 1944, he landed at Utah Beach, and he later saw action during the Battle of the Bulge.

In 1945 he was hospitalized for “battle fatigue” — often a euphemism for a breakdown — and after recovering he stayed on in Europe past the end of the war, chasing Nazi functionaries. He married a German woman, very briefly — a doctor about whom biographers have been able to discover very little. Her name was Sylvia, Margaret Salinger said, but Mr. Salinger always called her Saliva.

A Different Kind of Writer

Back in New York, Mr. Salinger moved into his parents’ apartment and, having never stopped writing, even during the war, resumed his career. “A Perfect Day for Bananafish,” austere, mysterious and Mr. Salinger’s most famous and still most discussed story, appeared in The New Yorker in 1948 and suggested, not wrongly, that he had become a very different kind of writer. And like so many writers he eventually found in The New Yorker not just an outlet but a kind of home and develop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gazine’s editor, William Shawn, himself famously shy and agoraphobic — a kindred spirit. In 1961 Mr. Salinger dedicated “Franny and Zooey” to Shawn, writing, “I urge my editor, mentor and (heaven help him) closest friend, William Shawn, genius domus of The New Yorker, lover of the long shot, protector of the unprolific, defender of the hopelessly flamboyant, most unreasonably modest of born great artist-editors, to accept this pretty skimpy-looking book.”

As a young writer Mr. Salinger was something of a ladies’ man and dated, among others, Oona O’Neill, the daughter of Eugene O’Neill and the future wife of Charlie Chaplin. In 1953 he met Claire Douglas, the daughter of the British art critic Robert Langdon Douglas, who was then a 19-year-old Radcliffe sophomore who in many ways resembled Franny Glass (or vice versa); they were married two years later. (Ms. Douglas had married and divorced in the meantime.) Margaret was born in 1955, and Matthew, now an actor and film producer, was born in 1960. But the marriage soon turned distant and isolating, and in 1966, Ms. Douglas sued for divorce, claiming that “a continuation of the marriage would seriously injure her health and endanger her reason.”

The affair with Ms. Maynard, then a Yale freshman, began in 1972, after Mr. Salinger read an article she had writt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titled “An 18-Year-Old Looks Back on Life.” They moved in together but broke up abruptly after 10 months when Mr. Salinger said he had no desire for more children. For a while in the ’80s Mr. Salinger was involved with the actress Elaine Joyce, and late in that decade he married Colleen O’Neill, a nurse, who is considerably younger than he is. Not much is known about the marriage because Ms. O’Neill embraced her husband’s code of seclusion.

Besides his son, Matthew, Mr. Salinger is survived by Ms. O’Neill and his daughter, Margaret, as well as three grandsons. His literary agents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in keeping with his lifelong, uncompromising desire to protect and defend his privacy, there will be no service, and the family asks that people’s respect for him, his work and his privacy be extended to them,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during this time.”

“Salinger had remarked that he was in this world but not of it,” the statement said. “His body is gone but the family hopes that he is still with those he loves, whether they are religious or historical figures, personal friends or fictional characters.”

As for the fictional family the Glasses, Mr. Salinger had apparently been writing about them nonstop. Ms. Maynard said she saw shelves of notebooks devoted to the family. In Mr. Salinger’s fiction the Glasses first turn up in “A Perfect Day for Bananafish,” in which Seymour, the oldest son and family favorite, kills himself during his honeymoon. Characters who turn out in retrospect to have been Glasses appear glancingly in “Nine Stories,” but the family saga really begins to be elaborated upon in “Franny and Zooey,” “Raise High the Roof Beam” and “Hapworth,” the long short story, which is ostensibly a letter written by Seymour from camp when he is just 7 years old but already reading several languages and lusting after Mrs. Happy, wife of the camp owner.

Readers also began to learn about the parents, Les and Bessie, long-suffering ex-vaudevillians, and Seymour’s siblings Franny, Zooey, Buddy, Walt, Waker and Boo Boo; about the Glasses’ Upper West Side apartment; about the radio quiz show on which all the children appeared. Seldom has a fictional family been so lovingly or richly imagined.

Too lovingly, some critics complained.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Franny and Zooey” even staunch Salinger admirers began to break ranks. John Updike wrote in The Times Book Review: “Salinger loves the Glasses more than God loves them. He loves them too exclusively. Their invention has become a hermitage for him. He loves them to the detriment of artistic moderation.” Other readers hated the growing streak of Eastern mysticism in the saga, as Seymour evolved, in successive retellings, from a suicidal young man into a genius, a sage, even a saint of sorts.

But writing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in 2001, Janet Malcolm argued that the critics had all along been wrong about Mr. Salinger, just as short-sighted contemporaries were wrong about Manet and about Tolstoy. The very things people complain about, Ms. Malcolm contended, were the qualities that made Mr. Salinger great. That the Glasses (and, by implication, their creator) were not at home in the world was the whole point, Ms. Malcolm wrote, and it said as much about the world as about the kind of people who failed to get along there.

2010年1月11日 星期一

十年(--)

我答應過她,不寫出這個故事。所以只剩下這首歌。



張懸 / 並不

走了後他曾和別人全都說好
提也不提苦惱
眼看著愛變成了玩笑
記憶畢竟缺乏了點兒乾燥

離開時他說不是厭倦了爭吵
哪怕爭吵招搖
只是不想再費心討好
這場面多少也就失去熱鬧

我們並不擁抱
我們並不擁抱
我們並不擁抱
我們並不擁抱

在結束前他就已經開始了奔跑
握著解渴的藥
去表達感覺上的需要
總是思考什麼不必得到

我們並不擁抱
我們並不擁抱
我們並不擁抱
我們並不擁抱

保留你的驕傲
遺憾然後微笑

我們並不擁抱
我們並不擁抱

2010年1月4日 星期一

十年(VIII)

在阿姆斯特丹的第二個晚上我見到了Wally。當時我正斜倚在薑子姐和Rob家的沙發上看著電視播的「全民公敵」。Rob正與一個瘦小的老頭在門口談話,之後請他進屋,從冰箱裡拿了瓶啤酒給他,然後幫我們引介。Wally有著一頭披散至肩的白髮和滿臉的大鬍子,衣著邋遢卻不至於骯髒,他步履有些蹣跚,行動不是很方便,以一個老人來說,他握手的手勁之大讓我嚇了一跳,而他微微欠身的周到禮貌則讓我有些不好意思起來。

「啊,Neil Young。他是我的好朋友。」Wally指著我T恤上的圖案說。我當這是一種特殊的荷式幽默,僅笑笑沒多什麼。Wally接著和Rob小聊了一陣,便告辭回去,臨走時我注意到他向Rob伸手,Rob塞了點錢給他。

我向Rob問起了這位老先生。「他的名字是Wally Tax,W要當作V發音,」Rob細心的解釋,這是我繼“dank”以後的第二堂荷語課。他接著跟我說Wally是荷蘭六0年代當紅的搖滾樂隊The Outsiders的主唱,可以說是當時荷蘭的披頭,彼時他一出門就被瘋狂的歌迷團團圍住,需要雇用數名保鏢幫他開道。之後Wally轉往美國發展,還拿了一座葛萊美獎。但後來日益嚴重的毒癮、酒癮與稅務問題使他一蹶不振。

「所以啦,他說他和Neil Young是朋友,這還挺有可能的。」

現在的Wally住在薑子姐和Rob家旁,Rob偶爾會買點東西帶給行動不太方便的他,Wally偶爾向他們討些小錢,手頭也不寬裕的他們卻不太拒絕,更不時請他喝啤酒或是抽根菸,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不抽煙的他們家裡卻有菸灰缸以及滿滿的菸屁股。即便現在,Rob說,還是有許多歌迷從美國、亞洲等地專程前來,就為了見Wally。據說Kurt Cobain也是他的歌迷,還曾經表演過他的作品。驚愕之餘,我更因為沒有把握機會和這樣的搖滾傳奇人物多有接觸而感到扼腕,Rob塞給我一瓶啤酒,安慰我說反正Wally常來,接下來幾天一定有機會再見到他的。

「今天去哪裡玩啦?」嬌小的薑子姐這時推著自行車進門,Rob給了她一個大擁抱,「他怎麼啦?」薑子姐指著我問。

Rob報以一個無可奈何的笑。

當天晚上Rob從他的CD堆中翻出了一片Wally的個人作品“The Entertainer”,02年的作品,然而封面上的他看起來要比當晚的他年輕得多,而那詭譎的表情讓我想起Iggy Pop。我將那張專輯放進我的CD Player,在黑暗中躺在沙發床上靜靜地聽著Wally以帶著蒼涼和創痛的嗓音唱著:

I am an entertainer
Shit, I'm funny....


隔天上午我沿著運河走到某間唱片行,老闆娘是個頭髮花白的婦女,我問她知不知道Wally,「當然知道呀,The Outsider在我們那個年代可紅的呢。Wally Tax是主唱,瘦小的傢伙,」她比畫了Wally的高度,然後戴上老花眼鏡,從一大落CD中翻出幾張The Outsiders的唱片,「Wally雖然瘦小,但可是號麻煩人物呢,典型的搖滾壞男孩。」

我看著那幾張唱片封面,不難辨認出年輕的Wally:他總是和所有人不同調,大家往東看,他就往西;樂隊的眾人站著,他就漠然地蹲在角落,彷彿不屬於他的樂隊、不屬於人群、甚至這個世界。

**** **** **** ****

阿姆斯特丹是我03年三城之旅的第一站。免費的住宿和合法的大麻是吸引我來到此地的主要原因,然而前幾天我只享受到前者,包含薑子姐和Rob的真誠款待。早餐Rob都會多幫我擠一杯新鮮的柳橙汁,然後放上Rufus Wainwright的Cigarettes and Chocolate Milk:

Cigarettes and chocolate milk
These are just a couple of my cravings
Everything it seems I like is a little bit stronger,
a little bit thicker, a little bit harmful for me……


睡眼惺忪的薑子姐就在廚房的流理台簡單梳洗,紮個馬尾出門。相當真實又帶著單純的美好的晨間光景。而這首Cigarettes and Chocolate Milk一直到現在都是我最喜愛的Rufus Wainwright的曲子,很長一段時間我也用這首歌當作起床號。

阿姆斯特丹是一個非常小的城市,三天之內該去的地方都去過了:運河、A片博物館、煎餅、紅燈區、梵谷美術館、海尼根總部、肯德基(我承認那不是荷蘭特產,但在那裡我才領略三塊雞套餐與沾美乃滋的薯條是多麼地美好)。唯有大麻我一直還沒試,不曾抽過煙且生性怯懦的男子如我,只能走過一間又一間放著大聲雷鬼音樂、昏暗且瀰漫大麻味的「咖啡館」,卻總無法提起勇氣進去。

「明天,明天我一定去,不然就白來了。」薑子姐與Rob也鼓勵我試試看,「不然吃大麻蛋糕好了,對沒抽煙習慣的人來說反而可以更high。」Rob說。但我要的不是high,而是「抽」大麻這個「行為」,那才能讓我像個搖滾樂手呀;「吃蛋糕」?!拜託,那只會讓我看起來像是個窩囊且過胖的小學生而已。

接下來幾天我見過幾次Wally,但他總來去匆匆,時而只在門口和Rob談幾句,時而跑進來抽根煙拿瓶酒咕噥幾句便離開,我只得繼續懷著那些準備好要跟他攀談的台詞,期待下次能派上用場。

在阿姆斯特丹的最後一個午後,我終於試了一根大麻,結果是我在風光明媚的運河邊,抱著垃圾桶狂吐,彷彿自己的胃都要吐出來的那種猛烈吐法。除了嘔吐以外,我根本沒有接近於喜悅的反應,也別說high了。只有在回薑子姐與Rob家的路上,電車到了我們三人昨晚買冰淇淋的小店時,我突然很想吃冰淇淋,完全無法遏抑的強烈食慾襲來,於是原本癱軟在位子上的我隨即由行進中的電車跳下,穿越馬路,買了一球香草冰淇淋,然後搖搖晃晃地回到住所。

「我試了第一根大麻,」我躺在沙發床上吃著冰淇淋,跟進門的Rob說,「老天。」他看到我的狀況後,搬了把椅子坐在我身邊,細心地看護著我。隔了一會兒Wally也來了,「他試了第一根大麻,」Rob跟Wally說,「老天。」他的反應和Rob一模一樣,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到我身邊,那時我才約略意識到自己可能看起來有點糟。

「我爸抽大麻抽的可兇了,」Wally說,「你知道,大部分的人抽大麻,都是一群人分享一根,傳著抽,」他用手比劃了一下,「但我爸可是每次都一個人抽一根;不只如此他一天得抽上十幾二十根。」

「老天。」我說,想要接著這話題跟他攀談,然後,我就睡著了。

醒來的時候已經天黑,坐在我身邊的人換成薑子姐和Rob。那時候我已經可以辨認出人們臉上那「他試了第一根大麻,老天。」的表情。睡醒以後的我感覺好多了,但還是懶洋洋的,於是我婉拒了薑子姐和Rob當晚至附近聽爵士樂的邀。,他們要出去時Wally又上門了,「那就由我來陪陪這位小朋友吧。」

Wally拿了罐啤酒坐到我身邊,像是再自然也不過地問我能不能給他一些錢,我將牛仔褲裡的零錢全都掏出來給了他。他看起來很開心,點了一根菸。我跟他說我睡到剛剛,到現在頭腦還有點昏昏沈沈的。

「能睡著真好。我從來沒真正地睡過覺,」Wally羨慕地說,「我想這跟我媽有關。」他母親在二次大戰時被抓入納粹集中營,當時所有女人被帶到廣場上,納粹命令她們把衣服全脫了,在廣場上奔跑,然後他們便向這群赤身裸體的女性開槍掃射。他母親存活了下來,但從此再也無法成眠,並且經常半夜發出淒厲的慘叫。受此影響,Wally從小就沒辦法躺在床上好好睡上一覺,「我無法入睡,到後來則是完全不需要睡眠,我不停地抽大麻,配上酒精,累的時候就坐著打個盹。」

我們聊起搖滾樂。他講起那些神明般的人物,就像許久不見的老同事:Neil Young是個很棒的人,有個愛他且支持他的美滿家庭,只是這些年他的頸椎病變越來越嚴重;Jimi Hendrix曾經和他一起Jam過,是個很不錯的傢伙,就是喝太多酒、用太多藥、睡太多女人了;他為Eric Clapton不幸痛失愛子感到無比的同情,這麼好的人不應該有這樣的遭遇;The Rolling Stones?這幫傢伙可是老朋友啦,當年他們可是一起表演、也一起廝混過,「前幾天Mick才和我聯絡呢。」我說我前陣子才在倫敦看了他們的演唱會,覺得Mick Jagger聲音的狀況不太好,「他們發聲都錯誤了,」Wally和我分析怎樣才是正確的歌唱技巧:不應該用喉嚨去唱,而要善用丹田的力量,「像Mick那樣唱法,加上大量的菸、酒和藥物,嗓子不壞才怪。」

「那Bob Dylan呢?你認識他吧?」我興奮地問。

「他是個混蛋,」Wally說,「他說很欣賞我的作品,他來荷蘭的時候我們見過幾次面。你知道他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嗎?」他喝了口啤酒,吸了口菸,「當你是個搖滾巨星時,大家都會把你當作神;而他最大的問題,就是他把自己當作神。而這也讓他成了個不折不扣的混蛋。」

又喝了幾瓶啤酒後Wally才回去。他說他那邊有一些和Kurt Cobain合作的錄音,他回去翻一翻,再請Rob寄給我。他和我握手道別,祝我後續的旅程一路順風,然後一跛一跛地消失在門口。

**** **** **** ****

Rob告知了我Wally的死訊。當時薑子姐、Rob和我坐在信義區的某金融大樓的階梯上吃著剛出爐的麵包,沒有太多的哀傷與不捨,只有像是畫質不好的DVD播放時偶爾會出現的短暫停頓。

“It’s better to burn out than to fade away.”對搖滾樂手來說,死亡彷彿是一種華麗的謝幕。於是有了神秘的符碼如27、od、.38、12/8、DOA,以及如密西西比河、巴黎蒙帕那斯公墓、紐約中央公園等朝聖的地點。樂迷們熟記並感嘆、讚美許許多多年輕即燃燒殆盡的生命。

然而我目睹了一個fade away的老靈魂。我從來也沒有機會查證Wally所說的一切,我無法得知究竟他和那些搖滾神祉是否相熟,更沒有收到那些他宣稱和Kurt Cobain合作的錄音,我沒有他的簽名,我們也沒有合照;而我能給予他的,也就是當時牛仔褲右邊口袋的一把零錢、短暫的聆聽與崇拜。

或許Wally和我,就是具體而微的樂手和樂迷的關係吧。

又或許搖滾樂手就像我們的夢想:有的成就輝煌,有的短暫卻燦爛炫目,然而更多的則是隨著時間和現實環境,漸漸地凋零、默默地消逝,直到無人聞問。

那天和阿茲聊到20歲時的夢想,「當搖滾樂手!開唱片行!」講出來以後覺得有些蠢,頗難為情;30歲的志向可就實際了些,少了些樂趣,還有些不是靠自己獨立能完成的。

然而2009年4月3日的那個夜晚,當燈光亮起、吉他響起、場館的地板隨著眾人的跳動而波動時,那一瞬間我的夢想彷彿實現了。

I live my life for the stars that shine
People say it's just a waste of time
When they said I should feed my head
That to me was just a day in bed
I'll take my car and drive real far
They're not concerned about the way we are
In my mind my dreams are real
Now you concerned about the way I feel

Tonight, I'm a rock n roll star!

2009年12月28日 星期一

十年(VII)

我喜歡「街」的概念。

我曾經幻想過一條由石版鋪成的長長的街,兩旁羅排著低矮的平房,散落著樸拙的消防栓、路燈以及古老的電話亭,街上有精緻小巧的書店,充滿香氣的烘焙坊,露天市集上有新鮮蔬果與魚肉,也有古玩與贗品充斥的跳蚤市場,朋友住在鄰近的小樓裡,不時的召開小酒會與漫談,其餘時間則靜靜地生活。當然,還要有一間唱片行。

曾經,我不明白為什麼(What’s the Story) Morning Glory?的封面要用那樣一條沒有任何特色的街道:兩個男子在一條平凡甚至略顯雜亂的街道上交錯,遠處有一棟矗立的籃領公寓;唱片的背面一個男子(推估是Liam)以一種跋扈的姿態,大搖大擺走在同樣的那條街上,再也普通不過的景象了。

那不是我理想中的街道,卻是我到倫敦讀研究所時第一個前往造訪的所在 – Berwick Street – 著名的次文化聚落,位於SOHO區,從Leicester Square往Oxford Street方向走,穿過充滿尿臊味的電話亭、男同志色情書刊與情趣用品店、脫衣舞酒吧後,來到一個小型的蔬果攤販市集,旁邊還有一個左手邊有個連鎖超市,右手邊有些熟食的小店,三明治、炸魚薯條的油膩味道瀰漫空中,往來運送食材的小貨車以及搬運工人常將路塞得半滿,必須側著身才能穿梭過去。再往前走可以看到兩旁羅列著唱片行,右手邊多為電子音樂,濃濃的大麻味與厚重的drum & bass敲擊聲音從地下室傳出,左手邊有一間以Velvet Underground名曲命名的Sister Ray。穿過前方的十字路口,前方還有一間唱片行,突出的招牌與橘色的大字,讓人想起什麼似的,回頭一看,原來這就是(What’s the Story) Morning Glory?的封面取景地,左手邊那間黑色的店鋪就是著名的獨立唱片行SELECTADI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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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倫敦後兩個禮拜,我便留起一層略顯稀疏的大鬍子。鄰居拿到學位的日本女孩將她的碗盤筷子給了我,我把帶來的燒錄CD放進弄來的Sony的CD player,按下play鍵,開始獨居的宿舍生活。那是個相對孤單的一段日子,沒有什麼社交手段的我,盡情地讓體內孤僻因子發酵。某次鼓起勇氣參加了一場台灣同學舉辦的party,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聊天對象,當我以食指在地毯上比劃,企圖解釋「民族」這個概念的歷史脈絡時,對方報以一個歉然的微笑,然後起身離去,我只得在原地用食指改以摳起地毯上的毛球,藉以稍稍掩飾自己的尷尬。

於是乎Berwick Street就成為我在倫敦最常獨自造訪的所在。通常在學校圖書館與課堂上奮鬥了一週,在週四的討論課結束後,我會帶著大耳機穿過Covent Garden、沿著Leicester Square走到Berwick Street,假借買新鮮蔬果的名義出發,最後卻都是鑽進唱片行裡進行實質的大量採購。

我最常採買的地點是SELECTADISC。這間唱片行分兩個區塊,一進門是rock-pop的CD區,架上的CD都依樂手/樂隊的名稱排序並以正面陳列,相當便於翻找,另,架上絕大部分只有空殼沒有CD片,甚至只有側標或是手寫的卡片,如果真的決定要買再拿到櫃臺,店員會將唱片放入;另一區有部分R&B、金屬音樂、一些新的黑膠唱片等。店裡四周的牆上掛著搖滾T恤,結帳櫃臺上放著音樂雜誌或書籍、地下樂隊的演出傳單以及其他音樂相關的週邊產品。

我幾乎每週都至少會去光顧個一兩次,每次總會花上好一陣子挖貨。逛唱片行時的我總是嘴裡唸唸有詞,兩手手指像是爵士舞、也像是打字般不停翻動,「啊,終於找到這片了」,「嗯,1969年的作品呀,我記得我收過他們後來七三年的專輯,感覺不錯」,「挖靠,想不到OO還有和XX合作過」,最後總會捧上一大疊去櫃臺結帳,最後還不忘抓本搖滾相關的書或是櫃臺上的促銷唱片一起帶走。

在SELECTADISC累積了不少回憶以及有趣的經驗。某次結帳時我聽到了熟悉的曲調與特殊的唱腔,結帳時便問店員是否正在放Neil Young的唱片?那個年輕的店員將黑膠唱片的封套遞給我,果不其然,是老楊的早期精選Decade。

“Neil Young is great, isn’t he?”他說。

那店員一頭亂髮下湛藍的眼睛透露出了無比的熱情,在他溫暖且認真的微笑下,Neil Young已經不單單是個樂手、商品、符碼,而是個堅定的信仰,那一刻我完全可以體認到這個年輕人對Neil Young以及對搖滾樂的熱愛。可以說我是從那一刻起才真正成為了一個老楊迷,即便當時我手頭上只有兩張他的唱片。由於當時還沒有黑膠唱機,所以我帶走了架上的Harvest,開始重新認識Neil Young,不久後某個晚上,當我大聲地放著After the Goldrush,進而驚覺到那是一張多麼偉大的唱片,and the rest is history。

另一次是在店裡翻找有趣的新唱片時,音響裡傳出了舒懶的ska節拍,一開始是我身邊的一個人先跟著打拍子小聲地跟著唱和;接著越來越多人加入,到最後全店一起打著拍子大合唱了起來。我到櫃臺詢問,發現當時放的是the Specials的同名專輯,二話不說便帶了回家。那張唱片的音樂固然很棒,然而在SELECTADISC裡眾人唱和的經驗,才是讓它成為我相當鍾愛的專輯的主要原因。

後來我發現了另一間唱片行FOPP,那裡的唱片更便宜,許多經典專輯從三鎊開始起跳,也有DVD、書籍,從此我的採購路線便成為先到FOPP挑選便宜貨,再到SELECTADISC補齊珍品,對於愛在採買唱片上貪小便宜的我來說,如此的比價被視為理所當然;再加上FOPP的貨有過之而無不及,我造訪的第一天就發現先前遍尋不著的Spiritualized / Ladies & Gentleman We’re Floating in Space正在架上靜靜地以五鎊的價格等我臨幸,兼之Nina Simone、Lambchop、John Coltrane、Miles Davis、Nick Cave等友好人士集體向我呼喚,因此主要採買的地點轉換到FOPP並沒有給我帶來類似劈腿的罪惡感。

拿到學位回台前夕,我把握前往機場前最後兩小時,最後一次造訪FOPP與SELECTADISC。分別前總是特別激情:最後的結果是我把Pavement全系列、Marc Bolan & T. Rex的大全集以及SELECTADISC牆上所有David Bowie的T恤全都帶走。後來結算在倫敦的一年,我總共購入了三百三十幾片CD,那大概是我至今最瘋狂的購物狂時期。到現在回頭檢視那段時期的狂熱,不禁又是緬懷,又是心驚自己怎麼會完全無法控制那般企圖擁有些什麼的慾望。

「砰!頭腦的螺絲不知道飛到什麼地方去了噢。」《挪威的森林》中玲子姐這麼說,我完全可以體會到那般失控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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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夏天我重返倫敦短暫停留。初到的那個晚上異常寒冷,我將皮外套裹上,到了以往常去的粵菜館吃了一盤牛腩飯,到了酒吧裡點了一杯Guinness,一小口一小口啜著。

“Hello, Hello, it’s good to be back.”我學Liam抬著頭唱著,人聲鼎沸的酒吧淹沒了我的歌聲。

隔天我重返Berwick Street,同樣充滿尿臊味的電話亭、男同性戀書店、脫衣舞酒吧、果菜市集、炸魚與薯條小店,……「倫敦不變,只會慢慢老去,」我快步走向熟悉的所在,卻驚訝的發現,SELECTADISC的橘色招牌卻換成了Sister Ray。

我店裡店外進進出出了幾次,試圖搞清楚狀況。店名換了,但店內的擺設卻是一模一樣:CD區,掛滿搖滾T恤的牆面,擺滿試聽片與黑膠唱片的結帳台。光線、氣味都和以前一樣,只是店名不再是全由大寫組成的三個單字SELECTADISC。

我拿了一件Joy Division / Closer的封面T恤以及Oasis / Definitely Maybe及(What’s the Story) Morning Glory?的黑膠唱片去櫃臺結帳,藉機和店員聊了聊。

「五、六年前左右我常來這裡買唱片,我記得那時候這裡叫做SELECTADISC。對吧?」

「嗯。」店員忙著將我買的東西輸入收銀機,沒有太多反應。

「我記得Sister Ray是另外一家店呀,那究竟……怎麼會這樣呢?我是說,我這些年都不在這裡,然後……到底怎麼了?」

他大概是聽出了我的焦慮與困惑,於是暫停手邊的工作向我解釋:SELECTADISC後來因為經營不善,因此和Sister Ray合併。先前我只聽說過FOPP倒閉,後來由HMV集團接手重新開張,原本以為倫敦人對於音樂的品味與熱誠可以繼續支撐著SELECTADISC,想不到全球皆然:喜歡搖滾樂的犬儒主義者畢竟還是少數,並不足以對抗由和善的人們推動的資本主義巨獸。

「哪一年合併的?」我問。

「06……或是05年底吧,」店員將我的東西包好後遞給我,「55鎊。現金還是刷卡?」

出了店門,我將(What’s the Story) Morning Glory的唱片抽出,對照著眼前的街景:其實並沒有太大的不同嘛,換成黑白招牌的Sister Ray還更像是原本封面上的樣子。倫敦還是會變的,我也一樣呀,更進步、更現代化了,更多的奢華,更多的價值觀與行為模式改變,這都是往好的方向發展,不是嗎?所謂的無奈與失落算得上什麼?這個社會、還有我,都不需要那般無用的感傷。

我漫不在乎地學(What’s the Story) Morning Glory?封底的Liam大搖大擺地順著Berwick Street往回走,邊哼著歌:

Some might say they don't believe in heaven
Go and tell it to the man who lives in hell
Some might say you get what you've been given
If you don't get yours I won't get mine as well

Some might say we will find a brighter day
Some might say we will find a brighter day…………

一個不小心我踩空了人行道,狠狠地摔了一跤,右膝蓋上撞出了一個大傷口,褲子也破了。

「幹你娘!」

一旁採買的老太太與穿著骯髒圍裙忙著收攤的菜販,一齊望著以異國詞彙不停咒罵的東方男子,料想他應該是因為摔得如此狼狽才會如此憤怒、如此頹喪。

2009年11月7日 星期六

十年(VI)


我到倫敦買下的第一張唱片就是Blue。那時我戶頭還沒開,身上只帶了一些零錢。經過Piccadilly Circus的Tower Records時,我看到入口處陳列了一櫃子的Blue,標價£5.99,沒有太多遲疑,我把這張唱片帶了回去。

當時我還暫時住在Rosebury Avenue的宿舍,還沒搬進Great Dover Street。八月底的倫敦已經有些許涼意。那個晚上我打開窗,躺在床上用隨身聽聽著這張唱片,「有一陣從非洲吹來的暖風 / 昨夜我無法入眠 / 哎,Carey,妳一定知道離開這裡有多困難 / 但這裡不是我的家」,即便Joni Mitchell無法入睡,那曲帶來的暖意如非洲的暖風將我包圍,讓我沈沈睡去。

我依然清楚地記得聆聽這張唱片的許許多多時刻:聽著All I Want在秋末Hyde Park散步,看著曬太陽的情侶與追逐天鵝的孩子;遠處的煙火與歡呼聲,迎著新的一年到來,宿舍裡的我暫且擱下電腦上的報告,聽著Carey,想像這會多麼棒的一年;在巴士經過Trafalgar Square時,Joni Mitchell唱著California I’m coning home,差點將我的眼淚逼出來;從學校圖書館回宿舍的路上,夜來得如此迅速且寧靜,在一片靜謐的藍色籠罩下,耳機裡剛好響起Blue,那一刻讓我開始相信或許真的有所謂的奇蹟存在。

我或買或燒,或郵寄或傳檔案,送過好幾張Blue送給女性友人。為什麼選這張唱片呢?她們問我。「這張唱片曾被選為史上十大心碎的唱片。有愛,有失落。但,對我來說,這張唱片比任何人或任何事都更經常且更真切的陪伴著我。無論是歡欣或是悲傷,雀躍或是痛苦,Joni Mitchell都在。她並沒有鼓舞我,也沒有讓我繼續沈浸在悲傷中,她就只是一直存在,用反覆的旋律,一模一樣的方式,陪伴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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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在我認識她以前就有這張唱片了。我們許久以前透過朋友圈在網上知道彼此,到了倫敦才真正的認識,彼時我正要離開,她正要開始留學生涯。剛開始我只是很男孩子氣地要去「照顧」她:帶她認識環境、去學校、開戶、搬家、認識其他的台灣留學生、每兩天打一通電話給她。「我是個連自己都照顧不好的傢伙,」某次在煮蹩腳的義大利麵給她嘗時我這麼說,「哪裡,我覺得你好會照顧人。」那還真是我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被別人這麼評論。

我還記得某次在長型的連結巴士和MY上聊死亡,那是個陽光過份美好以致於有些燥熱的一天。諸如怯懦、自卑、徬徨、迷惘、分離均常常出現在我們的對話中,即便我們都在相對優渥以及被保護的環境下成長,但這些負面的思想與概念乃根源於個性。也就只有在我們的對話時,才會讓我感覺不像是無病呻吟的強說愁,而是真正有人可以理解自己那無法言說的恐懼與不安全感。

論文寫完後,我開始了一段三城之旅。結束旅程的那天我去她住處取回行李,隔著門我聽到她的腳步聲,心裡無比興奮,門開起時,我們像是把奇怪室友趕走的Joey and Chandler,邊跳邊叫抱在一起。我和她共進了在倫敦的最後一餐,我點了鮭魚搭配白酒,然後在Covent Garden的街頭道別,她站在下坡的石版道上,側著身望著我離去。幾個小時後我搭上回台北的班機,開始另一段生活。

那個冬天我收到MY從蘇格蘭寄來的長幅明信片,訴說她對家鄉的懷念。我將那明信片釘在辦公區的隔版上,直到離職那天才拆下帶走。

兩年後,又是午餐的時間,我再見到MY。她穿著套裝、踩著高跟鞋,從街的那頭朝我奔來。在新人訓期間的她沒辦法待太久,我們簡單地吃了日式的套餐,期間像是再自然也不過地,又聊到了死亡。這次換我望著她離去了,在那個望著她奔來的街頭。

「還是有什麼是一直存在著的,」我對自己說。

從此我再也沒有見過MY。大約每半年我們會聯絡一次,通常是一整晚的MSN或是深夜電話。她會在電話裡輕聲地哭泣,我會在電話裡講述那幾段無力的所謂的戀情。某個晚上我聽完Blue,便和她聯絡,「那也是我最喜歡的唱片,」MY說。「對我來說這是一張最近乎完美的唱片了,就音樂本身,和對我個人而言都是如此,」我說,「當然,我想過如果把A Case of You調到最後一曲或許會更好。The Last Time I Saw Richard當作ending總讓我感覺沒有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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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MY的信,告知了她的婚期。我由衷地希望她快樂與幸福,即便我知道那些不安全感和恐懼一直都會存在,那不是任何人或任何儀式可以幫MY或是我解決的。

我離家已經一百天了。

彷彿約定好了一般,從這個週一開始學校、宿舍、大大小小的商店都同時擺出了耶誕樹,天花板、樑柱間也都掛滿了彩帶、吊飾,聖誕快樂的字樣充斥在大街小巷,連天氣都似乎為了增添佳節氣氛而一夜間轉冷了。

大家都是那麼快樂地期待著耶誕的來臨啊。除了我。

多希望有一條長長的河流,能把我帶離這個城市,回到我所熟悉的地方,就這麼靜靜地度過這些日子,或,就這麼過一輩子,再也不要離開了。

看到七年前聽完River寫下的這段文字,不禁令我失笑:你還是要離開的,因為你知道你多麼喜歡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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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MY,到了這個階段,我們都應該學會了如何和那些陰暗面相處,就像我也開始明白,有時候不完美,或許才是最恰當的安排。就如同妳,也如同我。如果真的以A Case of You當作Blue這張唱片的結尾,或許我就不會那麼常聽這張唱片了吧。我相信妳明白我的意思。